一九五八年二月的一个清晨，北风还带着冬天的凉意。中南海西门口，一辆蓝色华莎轿车悄然停下，车门推开，断臂的少将余秋里按着军帽，快步走进丰泽园。十多年前，他还在西北前线率部冲锋，如今却被点将去管别人眼里最“烧脑”的石油工业，这反差让许多人都替他捏把汗。

新中国成立不到十年，钢铁、煤炭、机械产量节节攀升，唯独石油像一块硬骨头。彼时全国年产原油一百五十万吨，需求却逼近五百万吨，城市公交车顶着沉甸甸的煤气包在街头摇摇晃晃，场面说不出的尴尬。“工业的血液”不足，任何宏伟蓝图都难落地。周总理反复琢磨，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余秋里——一位不懂石油的老政工将领。

余秋里起初并不领情。几天前，在人民大会堂散会时，周总理把他叫到走廊拐角：“我们想让你和李聚奎同志换岗，石油部缺个能扛事的人。”话音刚落，他双眉紧锁，直言“吃不准”。石油是技术活，他自认“半瓶子醋”。“考虑一下。”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便转身离开，留下他在台阶口站了半晌。

就在犹豫之际，他接到前往中南海面谈的通知。毛主席当天下午精神颇佳，一见来人便笑着抖落烟灰：“秋里，这活儿你不接，还能轮谁？”余秋里故作幽默：“主席，咱们行家里手多得很。”主席没接茬，反问一句：“你今年多大？”“四十三。”“年轻着呢，长征时连马夫都学战略，你去石油部现学也来得及。”短短几句话，去留已定。

随后的国务院专题会上，邓小平、陈云都在场，李聚奎把勘探图纸摊得满桌。余秋里一句“请同志们多指教”算是正式接棒。会后他抱来一摞资料，回到住处就拆封——满页的地质术语让他直皱眉。他翻开随身携带的《康熙字典》想查“陆相”二字，只得出“陆地相对”这种古义，不得不说颇有些哭笑不得。

知识可以恶补，人手却必须马上到位。彭德怀得知消息，把他叫到军委：“要人尽管开口，军级、师级都行。”余秋里想了想，摇头说想先摸清情况再谈。彭老总摆手：“行，缺什么随时说。”这番承诺给了他底气，也让石油系统的老工程师们吃了定心丸。

当时国际上不少专家认定中国东部“无大油”。可李四光持相反意见，坚持“松辽沉积盆地最有戏”。他与余秋里一拍即合，决定把钻机扎进寒风呼啸的松嫩平原。勘探队伍寒夜点着油桶取暖，拖着笨重的伽马测井仪一米米地推进，钻头每前进一尺，车站广播就会传来祝贺。这种热烈场面在今天听来近乎传奇，却真实地发生在1958到1959年间。

同一时间，全国各地也在酝酿“石油大会战”。抚顺油页岩试验、人造石油中试、克拉玛依持续扩能……凡是可能出油的地带，都插满了小红旗。1959年秋，中秋月色尚未完全沉下，黑龙江大庆广袤的荒原传来捷报：松基三井喷出褐色油流，日喷量超过四百吨。电话一路打到北京，深夜的西花厅灯光亮如白昼。周总理放下话筒，“总算逮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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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的发现让余秋里下定决心：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他被任命为会战工委书记，几万名“铁人”昼夜鏖战，杨立功、郭凤祥、白国周的名字在风雪中被人高呼。王进喜那一嗓子“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是口号，是当时工人们的共同心声。泥浆泼到脸上，钢钎冻得粘手，他们笑着说：“多打一口井，国家就少进口一船油。”

技术短板依旧突出，井架、泥浆泵多得靠进口。外汇紧俏，领导班子咬着牙勒紧裤腰带省出来。余秋里三次跑到沈阳，催着老工业基地把钻杆、泥浆泵先抢产一批；他又给交通部写信，从海关抢出几台急需的泥浆泵配件。有人开玩笑：“余部长太能磨，怼完这个部去那头堵门。”可事实证明，这股“死磕”劲恰是会战取胜的发动机。

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最紧张的关口，中央作出“原油自给”目标：三年见分晓。压力落到石油人肩上，大庆之外，胜利、华北、江汉等新田陆续试喷。勘探图一夜一变，红圈连成密密麻麻的“油龙”。那几年，饿着肚子在钻台上值夜班的场景，至今仍在许多老工人回忆里闪亮。

到一九六三年底，全国原油产量攀升至六百余万吨，大庆贡献近四分之三。余秋里在国庆观礼台上接过统计报表，神情没有太多激动，只轻轻合上本子，对身旁的李聚奎说：“账算清了，咱们不再靠进口过日子。”这句话随后被传到中南海，成为最高层最欣慰的消息之一。

有人打趣，多年后回看，余秋里接掌石油部像极了背着长枪闯实验室——却偏偏闯出一条新路。其实道理并不复杂：技术可以学，胆识难补；方向既定，勇气便是最大的催化剂。历史记住的不仅是惊天动地的石油喷柱，还有那一句随口的问答：“你今年多大？”——“四十三。”年轻的将军就此踏上了新的战场，也为新中国的工业心脏注入了第一股滚烫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