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张宏杰研究中国几千年历史，最后得出个结论祸害中国数千年的腐败“顽疾”，根源就6个字：权力决定一切。
从秦汉到明清，每个王朝更替时，总能看到贪官横征暴敛、百姓活不下去的戏码，这可不是个别官员道德差，张宏杰用一堆史料证明，是“权力决定一切”的制度，把腐败喂出来的。
说到腐败，先聊聊官员工资这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古代有些官员工资低到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就说明朝的朱元璋，他出身贫民，最恨贪官，发明了“剥皮实草”的酷刑，三十年间杀了好几万贪官，这狠劲够足吧？
可他偏偏把官员的正式工资压到离谱，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折算下来，也就够一家人勉强吃饱，日常办公要花钱、招待客人要花钱、请师爷衙役也得花钱，这些钱朝廷根本不管。
朱元璋这操作真矛盾，一边杀贪官杀得狠，一边又不给官员活路，这不等于逼着人去搞灰色收入吗？
官员工资低到活不下去？
结果就是，“门包”“节礼”“纸笔费”这些陋规慢慢就成了明规则，官员想活下去，只能往下伸手。
之前有个事特别有意思，清官海瑞给母亲祝寿，买了两斤肉，居然成了官场新闻。
一个官员买两斤肉都能成新闻，说明当时清官有多穷，官员正常收入有多低。
张宏杰说“制度在逼良为娼”，这话真没说错，表面上朝廷省了财政钱，实际上把成本都转嫁给百姓了，官员集体被推到灰色地带，这哪是管腐败，分明是给腐败开了个口子。
其实官员工资低只是表象，背后更深的问题是皇权把所有权力都攥在手里。
秦始皇当年搞出中央集权那套，把收税、征兵、土地分配，甚至谁能当官、谁该杀头的权力，全归了自己。
史书记载，秦代农民要交三分之二的收成，地方官收税的时候还层层加码，老百姓根本扛不住。
皇帝把天下当成自己家的私产，官员就把自己管的地方当成“承包田”，上层皇帝“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下层官员“敲剥天下之骨髓”，明代思想家黄宗羲骂这种情况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真是一点没客气。
权力这么霸道，连商人都没法好好做生意。
古代商人不管多有钱，只要没权力护着，财产随时可能被抢。
西汉的时候，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坐车；晋代更过分，让商人穿一只白鞋一只黑鞋，就是故意羞辱人；前秦苻坚更狠，直接下诏说商人用金银锦绣就砍头。
皇帝就是怕商人有了钱就不受控制，可这样一来，商人只能去抱权力的大腿。
战国的吕不韦，投资子楚当上秦王，最后拿到十万户封地；明初首富沈万三，出钱修了三分之一南京城墙，结果还是被朱元璋流放云南，家产全被没收。
你看，这哪是做生意，分明是权力和资本的交易，官员用批条换股份，商人用干股换垄断，腐败早就不是简单的收钱办事了。
按理说，朝廷该有监察官管贪官吧？可历代王朝设的御史台、都察院，那些监察官的任免、升职、工资，全由上级行政官说了算。
相当于监督别人的人，命门捏在被监督的人手里，这能管好才怪。
之前乾隆还搞过“议罪银”，贪官交了钱就能免罪，这不把反腐变成创收了吗？和珅就借着这个机会抽成，搞出个横跨中央和地方的腐败网络。
本来想觉得雍正设密折制度挺管用，后来发现还是“人治”，皇帝一个人精力有限，信息传得多了就变味，最后反腐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根本没起到制衡的作用。
监察官管不了贪官？
从秦始皇靠法律治贪，到朱元璋剥皮实草，再到雍正搞养廉银，每个铁血皇帝都能换来一阵清明，可最后还是逃不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
为啥？很显然，权力来源没变好，还是“打天下者坐天下”，皇帝得靠利益收买官员；权力结构也没变，行政、立法、司法全归一个人，监督成本全压在皇帝身上；权力还没边界，经济、文化、教育都要管，社会根本没法自我净化。
所以每次反腐都是“前紧后松、上行下效、草草收场”，皇帝越反越贪，官员越反越精，百姓越反越苦，这循环绕了几千年。
张宏杰研究这些不是为了怀古，是给现在提个醒，要治腐败得从制度下手。
你看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给官员开高薪，再加上财产透明申报，不用靠灰色收入过日子；香港的廉政公署独立于行政体系，决策、执行、监督各干各的，不用看别人脸色。
还有，得让老百姓、媒体都能监督，司法也得独立，不能让权力随便捏法律。
毫无疑问，只有让权力不再是“决定一切”的万能钥匙，腐败才没地方生存。
说到底，中国几千年的腐败不是“道德意外”，是“权力决定一切”体制下的“理性选择”。
张宏杰那6个字戳中了要害：只要权力不受制约，腐败就像影子一样跟着。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腐败从必然变成偶然，从顽疾变成能治的小病。
回望历史不是为了翻旧账，是为了别再走老路，读懂“权力决定一切”，才能跳出“腐败决定王朝命运”的千年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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