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的黎明还带着凉意，西城辟柴胡同那间狭小的屋子里，一盏煤油灯摇着晕黄的光。临终前，傅玉芳握着刘振东的手，低声吐出一句话：“我原叫文绣。”短短五个字，把丈夫噎得说不出话。
时间往回拨到1945年。抗战刚结束，38岁的刘振东随部队撤到北平行营，看管中南海库房。风里来，枪火里去，这个河南汉子打了十多年仗，身上却没半分兵痞气，只剩一股子憨厚与俭朴。战事初歇，他才发现自己已年过不惑，依旧两袖清风、一人吃饱全家不愁。
那年冬天，老同乡张明炜——华北日报社社长——拎了两瓶汾酒找上门来。“哥儿们，别老跟铜铡子似的单着了，我那儿有位校对员，人好，字也好，要不要见见？”刘振东咧嘴一笑，答了声“成”。
几天后，白米斜街的小茶馆里，两人第一次见面。女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蓝呢子大衣，嗓音清亮，眼神含着抹不去的倔强。刘振东心里一动：这不是寻常人家的小姐。可对方只说自己当校对，别的略过。
往后半年，两人偶尔看场电影、逛护城河，花销不大，却有说不完的话。刘振东打趣：“咱俩都奔四了，可得抓紧。”傅玉芳笑而不语，握着茶杯，目光温和。1947年盛夏，两人在白米斜街租了一处小宅，拜堂成亲。
婚后日子清苦却不拮据。刘振东退役后，拉平板车谋生；傅玉芳依旧进报社，一支红笔圈改满篇错字。夜深人静时，刘振东常撞见妻子在昏暗灯下摊着宣纸，梅兰竹菊一挥而就，线条劲健。可他从没刨根问底，怕揭开旧疤。
1948年的局势愈发紧张，配给减少，物价飞涨。刘振东把旧军装拆成布条修补车板。傅玉芳则把自己两幅花鸟小品送去琉璃厂换了三袋大米。邻居夸她手巧，她只摆摆手：“肚子里有货，总要派点用场。”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府发布通令，要求原国民党人员登记。街坊们议论纷纷，刘振东眉头紧锁。那天夜里，傅玉芳拍了拍他的肩：“说真话，心里踏实。”第二天，他便去了登记处。工作人员记录完，留下一句：“群众监督，回去吧。”
1951年，监督期结束。刘振东被分到西城区清洁队，月薪虽少，总算有了正式身份。夫妻俩搬至辟柴胡同。十平米的小屋塞两口人、一张碗柜，再无多余空间，可在刘振东眼里，这就是稳当的港湾。
值得一提的是，傅玉芳的心脏毛病也是那年显露端倪。她脱得下棉衣，却脱不下咳嗽。刘振东劝她去协和看看，她摇头：“挂号要钱，缓缓再说。”谁都没想到，这一拖就是两年。
1953年初秋，病情恶化路人皆见。邻里帮忙请来大夫，大夫摇头叹气。那夜，屋外落雨，雨点打在窗纸上噼啪直响。傅玉芳忽然拉着刘振东，让他坐到炕沿。她断断续续讲起自己的前半生：
1909年，她生于镶黄旗额尔德特氏，乳名文绣；13岁凭相片被挑进宫，册封淑妃；1924年“逼宫”后随溥仪迁天津静园。溥仪意图依附日本，她坚决反对，夫妻嫌隙日深。1929年，她剪断长辫，逃出静园，在《大公报》登出离婚启事，轰动全国，世称“刀妃革命”。此后，她投身北平女子师范，改名傅玉芳，靠教书与抄写稿件为生。抗战爆发，日伪三番五次相逼，她不为所动，只身糊盒、卖烟，坚持到底。
讲完这些，她像卸下千斤重担，闭眼歇息。刘振东沉默。枪林弹雨都没让他掉过泪，这一刻却眼眶发烫。他只憋出一句：“你放心，我在呢。”
9月下旬，傅玉芳病逝，年仅44岁。清洁队同事凑木料，帮刘振东钉了口薄棺。他抬着棺材，步子沉，却走得异常稳。安定门外公义墓地下葬那天，秋风卷黄叶，沙沙作响，像有人悄悄念着旧事。
此后的岁月，他一个人扫街、洒水、撒灰，雷打不动。偶尔路过报摊，翻到旧报纸上依稀可见当年“刀妃革命”的黑白照片，他会愣神，却从不声张。有人劝他再成个家，他摆手：“我那口子，够我念一辈子。”
1978年冬，刘振东病逝于西城职工医院。清洁队为他立了块小碑，上面刻着：刘振东，1905—1978，忠厚做人，勤恳做事。碑后没有更多文字，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那座碑下还埋着一段传奇与一份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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