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印度瓦拉纳西，恒河中心。
余秋雨趴在晃晃悠悠的小船边，吐得昏天黑地，胃里的酸水直冲嗓子眼。
尊严没找着，只看见了泡得肿胀的死牛、烧了一半的人腿，还有那层层叠叠、一眼望不到头的垃圾。
那一刻，余秋雨估计连苦胆都要吐出来了。
一个满河漂尸、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的地方，凭什么俯视正在改革开放中腾飞的中国？
这场关于“谁落后、谁先进”的世纪争论，还得从这趟苦旅的源头说起。
为了写那本辞旧迎新的《千年一叹》，余秋雨一行人开着吉普车，硬是穿过了动荡的中东，从巴基斯坦一头扎进了印度。
可真当车轮子压上这片土地，滤镜直接碎成了渣。
那哪是旅行啊，简直就是炼狱。
从边境到新德里，明明只有500公里，车队硬是爬了将近11个小时。
这根本不是因为路烂，而是因为一种让人窒息的“堵”。
这种堵，不是车多，而是人多到你没法想象。
车窗外面，尘土飞扬的公路两边黑压压的全是人。
他们既不赶路，也不干活，就那么直勾勾地站在路边，死盯着过往的车辆。
余秋雨这一路看下来，不管哪个镇子都是同一个德行：大概三成的人在摆地摊，卖的东西廉价得可怜；一成的人在要饭，缺胳膊少腿的到处都是；剩下那六成的人，就是在纯粹的闲站。
这哪是什么悠闲啊？
这分明是一种绝望的停滞。
路边的那些窝棚，低矮得简直像个笑话。
用几块破布和塑料片搭起来，高度也就半米，正常人根本站不直，进出只能像牲口一样爬。
里头别说家具电器了，连张床都没有，只有一块发黑的地毯、一口破锅，还有一堆辨不出颜色的烂布条。
这就是印度农村的常态。
没计划生育，人口像野草一样疯长，可又没有产业能让人干活。
巨大的生存压力摊到每一寸土地上，最后就变成了一种群体性的“等死”。
余秋雨在日记里写得明白，这种穷，已经不是经济落后的事儿了，这是一种制度性的死结。
可在印度人眼里，这压根不是问题。
人家有精神，有神灵，有来世。
瓦拉纳西，那可是印度教徒心里的圣城。
传说死在这儿、骨灰撒进恒河，就能跳出轮回，彻底解脱。
天刚蒙蒙亮，河边已经挤了几万人。
余秋雨本来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到了现场一看，还是傻了眼。
这哪里是河，分明是真正的“生死大杂烩”。
上游，虔诚的信徒正捧起河水，深情地漱口、吞咽，坚信这水能洗掉罪孽；中游，妇女们在水里洗着沾满泥垢的衣服和破锅烂碗；而就在几米远的下游，一具具尸体正在火化，骨灰连带着没烧完的残肢，就这么直接推进了水里。
更吓人的是河边的台阶，躺满了等死的人。
那些垂死的老人、满身溃烂的病人，就睡在屎尿和垃圾堆里。
苍蝇在他们的伤口上开会，野狗在旁边撕扯着腐肉。
当那位部长说出“中国还要二十年才能赶上”的时候，他可不是在讽刺，他是发自内心地觉得优越。
这才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只要大家还在跪拜，只要精神世界还狂热，那就是“先进”。
至于现实里的脏乱差？
那不过是皮囊在受苦罢了。
余秋雨当场就回了一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如果“赶上”就意味着要让中国的母亲河也漂满尸体，意味着让咱们的老百姓也住在半米高的窝棚里爬进爬出，意味着用宗教的麻药来掩盖治理的无能，那中国这辈子都不需要这种“赶上”。
后来在书里，余秋雨留下了一句特狠的话：“印度，我拒绝说它美丽。”
作为一个深知中国国情的学者，余秋雨太清楚咱们走的是什么路了。
那是一条世俗的、理性的、虽然难走但特别实在的现代化之路。
我们要修路架桥，要通水通电，要让孩子有书读，要让病人有药吃。
我们要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自来水，而不是捧着满是尸毒的河水谢主隆恩；我们要让农民住进砖瓦房，而不是在路边像动物一样苟延残喘。
二十多年过去了，历史这裁判最公正。
当年的预言成了一个黑色的幽默。
今天的印度，还是被困在种姓制度和宗教狂热的泥潭里出不来。
恒河治理喊了三十年，几十亿美元砸进去，水照样剧毒，垃圾照样堆成山。
为啥？
因为在“神圣”面前，讲科学就是大不敬。
看看2021年的数据，全球污染最严重的50个城市，印度一家就占了35个。
首都新德里常年就是个毒气室。
全国还有几亿人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几千万孩子营养不良。
而那个被预言“需要追赶”的中国呢？
咱们早就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高铁网，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
长江黄河虽然还得接着治，但“生态红线”早就成了谁都不敢碰的高压线。
我们追求的“美丽”，是绿水青山，是安居乐业，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站直了腰杆活着。
那位印度部长估计永远想不通，为什么中国学者会在恒河边吐成那样。
有些所谓的“圣地”，真的别带滤镜去看。
当你扒开那层神秘主义的外衣，你看到的可能不是天堂的倒影，而是人间还没来得及清理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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