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天，大别山深处。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突然出现在刘伯承面前。领头的汉子瘸着腿，脸上刻满沟壑，身后跟着的人瘦得皮包骨头。
刘伯承盯着他们看了半天，眼圈突然红了。这些人，在敌人重兵围困的山里，扛了整整十三年。
1934年冬天，大别山的雪下得格外大。
红二十五军要长征了。11月16日，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近3000人，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的那棵银杏树下集结出发。整个根据地的人都知道，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何耀榜当时是红二十八军的师长，手里有兵，脚下有根。按理说，跟着主力走是最保险的——有建制，有补给，活下去的概率大得多。
可他没走。不是不让走，是他主动留下的。红二十五军走后，根据地只剩下高敬亭重建的红二十八军，总共才一千多人。何耀榜就在这支队伍里，扛起了罗山孝感黄陂特委书记的担子。
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主力前脚刚走，国民党后脚就压上来了。十几万正规军，加上保安团、民团，把大别山围得水泄不通。搜山、烧山、封锁、屠杀，凡是能想到的招数全用上了。山里的老百姓被强行赶出来，房子烧了，梯田荒了，整片山区变成无人区。
何耀榜带着游击队往深山里钻。没吃的，挖野菜、啃树皮；没盐，伤口化脓也只能硬扛；没药，受伤了就用刀子自己挖子弹。
最惨的时候，身边只剩七个人。曾经指挥几千人的师长，现在带着七个弟兄在深山老林里，活得跟野人没两样。但他没走。
1935年到1937年，大别山的游击战打得极其艰苦。国民党军队学聪明了，不跟你硬碰硬，就用消耗战拖死你。封山、断粮、抓人、杀人，三光政策用到了极致。根据地只剩下四块残缺不全的小地方，群众不足千户，干部战士加上伤员，总共才千把人。
何耀榜带着便衣队，在罗山、孝感、黄陂一带打游击。这支队伍只有十几个人，但他们熟悉每一道山沟、每一个石洞。
敌人来了就藏，敌人走了就出来打冷枪。实在顶不住了，就往更深的山里钻。
有一次战斗，何耀榜腿上中了一枪。子弹卡在肉里，取不出来。没有医院，没有医生，连把像样的镊子都没有。他咬着木棍，自己拿刀挖。没有麻药，硬生生把子弹抠出来。那种疼，想想都觉得骨头发凉。可这就是他们的日常。活下来，就是胜利。但仅仅活下来还不够。何耀榜要让国民党知道，大别山的红旗没倒。
他发明了一套"山老虎战术"。敌人大部队来了，就化整为零，三两人一组，打完就跑。敌人撤退时，又突然集结起来，狠狠咬一口。没子弹就去缴获，没粮食就发动群众，老乡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把粮食省下来送给游击队。
何耀榜有一条铁律：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老乡送来的粮食，一定要给钱，或者用东西换。实在没东西，就打欠条，说等革命胜利了一定还。
这些欠条，很多老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珍藏着。他们不图还，就图个念想。
1937年7月，西安事变后，国共要搞第二次合作了。
消息传到大别山，游击队员们炸锅了。跟国民党在山里死磕了三年，身边的兄弟、家里的亲人，多少都死在对方手里。血海深仇，现在说要合作？
有个小战士气得把帽子一摔，嚷着要回家。何耀榜心里没恨吗？他有。他的三个亲哥哥，全被国民党杀了。他自己这一身伤，也都是对方给的。
但在这种关头，这个看似粗犷的汉子，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头脑和格局。7月13日，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收到党中央指示：与国民党合作抗日。高敬亭和何耀榜看完指示，立即决定执行。
7月22日，何耀榜和高敬亭离开部队，前往谈判地点。这摆明了是场"鸿门宴"，对方在谈判地点周围布满了伏兵，只要信号一发，他们瞬间就会变成马蜂窝。
身边人都劝他别去，太危险。
何耀榜只说了一句话：不去，这合作就谈不成。谈不成，日本人就得逞了。
他单刀赴会。酒桌上，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何耀榜作为谈判代表，和国民党的人反复交锋。杀兄之仇，他死死压在心底。为的是什么？就两个字：大局。经过几轮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按照停战协议，红二十八军要驻防在七里坪、宜化店一带。
何耀榜率部转移时，又接到国民党程汝怀邀请他赴宴的通知。这是第二次考验。去，还是不去？何耀榜去了。他知道，要想真正实现合作，就得冒险。这一次，他又赌赢了。
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
这是一步险棋。没有后方，没有根据地，12万人马要在敌人重兵把守的腹地站稳脚跟，难度可想而知。毛泽东甚至做好了三种准备：一是付出代价站不住脚，退回来；二是付出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出代价，站稳了脚。
刘邓大军闯过黄泛区，血战汝河，强渡淮河，历时20天，终于在8月27日到达大别山。
可到了才发现，这里不是想象中的样子。当年的老根据地，经过国民党多次"清剿"，群众早已被吓破了胆。老乡们不敢接近，甚至不敢提供帮助。部队缺粮、缺药、缺冬衣，伤亡惨重。
就在这时，何耀榜出现了。
9月2日，何耀榜率领游击队在七里坪与刘邓大军会师。
刘伯承看到他们时，愣住了。这哪是什么正规军，就是一群衣衫褴褛、瘦得皮包骨头的人，看着跟乞丐差不多。但他们眼神亮得吓人，手里的枪擦得锃亮，站得笔直。
何耀榜用十三年的坚守，硬是把大别山经营成了一座攻不破的堡垒。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清楚国民党的每一个据点。他为大军南下铺平了道路，准备好了粮草，安排好了向导。
刘伯承紧紧握着何耀榜那双满是老茧、伤痕累累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只说了句：辛苦了，同志们！大别山，我们回来了！
这声"回来了"，何耀榜等了十三年。
他身边那些从1934年就跟着他的老弟兄，有些人没等到这一天，永远留在了大别山的青山绿水间。但他们的牺牲没有白费。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和陈毅粟裕大军、陈赓谢富治大军形成"品"字形阵势，把战线从黄河推到长江，彻底打乱了国民党的战略部署。
解放战争的天平，从此倾斜。新中国成立后，何耀榜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按他的资历和战功，享受待遇没人会说半个不字。
但他家里穷得让人不敢相信。全部家当翻出来，最值钱的是一套补丁摞补丁的旧军装。吃的穿的，和普通老百姓没两样。
1959年，他口述回忆，妻子苏波整理，出版了《大别山上红旗飘》。这本书一经发行，供不应求。但何耀榜没拿这个换来任何好处。
1964年10月20日，他病重住院。老战友董必武来看他，这时候哪怕他开口为子女说句话，组织上一定会照顾。可他躺在病床上，说话都费力了，念叨的还是大别山："老区…老乡们…路还没修好…饭还吃不饱……"临走前，他把毕生积蓄全部捐给了老区。就像三十年前他坚守大别山一样，他又一次把自己交得干干净净。
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了一本翻得起毛的《共产党宣言》。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五个字："永远跟党走"。
字写得真不好看，但这五个字，是他用一条瘸腿、半条命和一辈子的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刻进骨头里的。
今天我们再回头看何耀榜，会想一个问题：他这一生，值不值？把队伍留在深山等死，值吗？三个哥哥被杀，还能坐下来和仇人谈判，值吗？十三年非人生活，最后清贫离世，值吗？
用现在的眼光看，好像"亏大了"。但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看，正是千千万万个何耀榜这样的"傻子"，撑起了中国革命的天。
他们不是不知道危险，不是不懂得算计。他们只是选择了相信——相信自己的牺牲有价值，相信后来人会走得更远。何耀榜们就像铺路的石头，埋在土层下面，没人看得见。但上面走过的千军万马，踏着的就是他们用血肉铺就的路。
历史不会忘记那些站在台前接受鲜花掌声的人，更不应该忘记那些躲在幕后、用自己的身躯撑起舞台的人。何耀榜用他56年的人生，给"信仰"这两个字，做了最硬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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