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清晨,北京友谊医院病房里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值班护士推门时,只见年近八旬的朱良才突然晕倒在地。短短几分钟之前,他刚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喃喃一句“主席走了”,便失去知觉。许多人是从这场意外里,才重新想起这位“军之良才”曾经的身影。

医院里议论声不断:“他不是早就退下来了吗?”“当年怎么就想通了,主动辞职?”追问源头,总绕不开一个年份——1958年。那一年,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请辞的上将,也由此留下军史上的特殊注脚。

把时间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00年8月,湖南汝城的稻田正灌水插秧,一个男婴在农家土屋里呱呱坠地。家人取名朱良才,盼他“良田万顷,才学自成”。读书,是他少年最大的幸运。私塾三年,中学四年,他握笔写字,也练得一手篆刻。乡亲们都说,朱家小子以后肯定是个先生。

1925年春,汝城县城第一次开农民讲习所,二十五岁的朱良才站在台下,听到“耕者有其田”这句话,心头仿佛被火炙一下。几个月后,他辞去小学教员职务,投身农运。再过两年,白色恐怖笼罩南粤,他随朱德、陈毅突围,走上井冈山。后来回忆那一刻,他只说了一句:“读书教我睁眼看路,革命教我迈脚上路。”

黄洋界炮火最是惊险。1928年8月30日清晨,云雾还未散尽,他手下不到百人,却要挡住国民党两个团。山路窄、悬崖深,他索性拆松木作“炮”,点燃松脂制造声响,敌军误判红军火力。滚石、擂木、急射……三小时后,对方溃退。毛泽东闻讯后在《西江月》中写下“黄洋界上炮声隆”一句,并对身边警卫感叹:“朱良才,不负其名。”

长征路上,朱良才已是红34师政治部主任。湘江一役,他左肩贯通伤,血渗透棉衣。卫生员劝他后撤,他摇头道:“再挪一步,后队就没人指挥了。”最终他被强行抬下火线,此后红34师全军覆没。多年后宋任穷提到那件事,仍感慨:“要是朱良才在,或许还能保住这支队伍。”

1936年冬,西路军远征失败。祁连山皑皑雪原,他身无长物,边行军边讨饭,36天后抵达延安。人瘦得脱形,却把沿途看到的一切写进笔记——哪支部队折损、哪条河能渡、哪里适合设粮站。延安整编时,这些纸页派上了大用场。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调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就是他率宣传队深入乡村、山头反复讲述才广为流传。他常把宣传骨干叫到屋里:“战士不怕死,咱们就得让后方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怕死,这就是政治工作。”在他培养下,邓拓、胡绩伟等人成为《晋察冀日报》的中坚力量。

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他与叶剑英在石家庄创办华北军政大学。课程安排紧凑,文化课、军事课一律穿插。“部队缺少的是既能打仗又能治国的人。”这是他对教员们的唯一要求。毕业学员后来遍布新中国各省军区、行署,为1950年代的基层政权奠定骨干。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火辉煌。授衔典礼上,朱良才佩戴一颗金星,成为人民解放军上将。宣读任命时,他被安排出任北京军区第一任政委。此时他已55岁,三处旧伤逢阴雨便疼,尤其是头痛,像一把钝刀在颅骨里慢慢旋转。

三年后,头痛愈演愈烈。值班参谋上午送文件,常见政委抬手按额,额角青筋绷直。军区正忙着调整战备,他堪忧自己耽误进度。一天夜里,医务处医生直言:“如果再不休整,恐有危险。”他沉默许久,轻声说:“我不拖大家。”

1958年11月,他写下一封不足三百字的请辞报告递交中央:“病重,难任重责,愿退一步,免误大局。”周恩来关切地劝他先休养再说。他却用湖南口音笑道:“周总理,我是正职,占着位子不做事,心里过不去。”最终,中央批准他的辞职,并刊发通报,肯定其大局观。

卸任后的朱良才,一头扎进文件堆。童声读物、战史丛书、干部教材,他都乐意执笔。《朱德的扁担》原先不过千字随笔,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看中后,教育部建议收入课本。他点头答应,却附带两条:不署名、不收稿费。编辑疑惑,他一笑:“写的是朱德,不是朱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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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他也少见地保持旧时简朴。家里木沙发换过三次面料,最后一次实在补不动,工作人员另购一套,他看两眼便吩咐退货:“能坐就行,别浪费。”孙子朱十弟入伍,他要求按普通新兵训练。连长私下打招呼想照顾,回答只有一句:“照章办事。”

1989年2月22日凌晨,朱良才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岁。按照遗愿,骨灰撒向井冈山。当天,山间薄雾未散,松涛翻涌。故旧徐海东抬头望天,喃喃道:“又一棵好松归山了。”

翻检朱良才留下的档案,三分之一是战史资料,三分之一是政治工作札记,余下的尽是书目笔记和讲稿。他用半生写枪声,亦用半生写人心。离开领导岗位的决定,表面是退,却让后来者明白了位置与担当的分寸。对他而言,军功、官职、名利都算不得什么;能做到“该上时不退,该退时不恋”,才对得起“良才”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