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岁那年，我被离婚。

说“被”并不完全准确，协议是我签的，字也一笔一画写得清楚。只是提出来的人不是我。那天上午下着雨，他坐在我对面，语气平稳，像在谈一笔拖延已久的项目收尾。他说：“这样对大家都好。”我点头，杯子里的水一口没动。

我们结婚十八年，没有狗血剧情，没有第三者当场现身。他只是厌倦了。我看得出来。人一旦厌倦，连呼吸都嫌对方占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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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卖掉，各分一半。他把书和衣服带走，剩下的锅碗瓢盆像一屋子无主之物。我站在客厅里，忽然意识到，接下来的人生，没有任何现成的结构可以依附。

离婚后半年，他再婚了。消息是邻居告诉我的，语气里带着一点小心翼翼的怜悯。我笑了一下，说恭喜。晚上回家，灯没开，我坐在沙发上，听冰箱运转的声音，像一颗不肯停下的心脏。

那段时间，我的生活非常节制。每天上班，下班，做饭，洗碗，睡觉。周末不出门，不社交。朋友约我喝咖啡，我说忙，其实并没有。我不想解释，也不想被安慰。安慰太廉价，往往掩盖不了事实的冷硬。

真正的转折，来自一件极小的事。

那天我下班回家，发现门口的灯坏了。物业电话占线，我站在昏暗的楼道里翻包，钥匙掉在地上，滚进墙角。我蹲下去捡，膝盖撞到台阶，疼得我吸了一口冷气。

那一刻，我突然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不自己处理这盏灯，它就会一直坏下去。没有人会顺手替我换。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去了五金店。老板是个话不多的中年男人，问我要哪种灯泡。我不知道。他没有笑我，只是把不同型号摆出来，一个一个讲。我听得很认真，像学生。

回家换灯的时候，我站在凳子上，手有点抖。灯泡拧紧的那一刻，灯亮了。光落下来，很普通，却让我站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

后来我开始自己修东西。水龙头漏水，马桶按钮失灵，窗帘轨道卡住。我不急着找人，先自己查资料，慢慢试。有些失败了，有些成功了。失败也没关系，至少我知道问题在哪里。

这种变化并不戏剧化，却一点一点渗进生活。周末我开始出门，去旧书店，去菜市场，去很远的公园走路。偶尔和朋友吃饭，不再刻意回避婚姻话题。有人替我愤愤不平，我听着，不再附和。

我开始重新审视钱。以前家里的财务多半是他在打理，我只是“知道个大概”。现在不行了。我学着看报表，学着做预算，学着拒绝不必要的消费。钱不多，但清楚。清楚是一种安全感。

一年后，我换了工作。不是升职，是跳槽，薪水只多了一点点，但内容更明确。我不再做模糊的辅助角色，而是对结果负责。压力更大，却让我站得更直。

再后来，我听说他过得并不轻松。新婚妻子年轻，要求也多。他换了几次工作，脾气越来越差。这些消息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太大波动。我不是幸灾乐祸，只是确认了一件事：人的困境，很少只因为一个错误选择。

有一次，我们因为房子的尾款问题见了一面。他看起来比以前老，头发稀了些。我没有多问。他也没有提过去。我们像两个完成任务的合作者，谈完就走。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那盏灯。那是我翻身的开始，却不是因为它本身多重要，而是因为我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我可以承担。

四十五岁被离婚，并不意味着人生被判了定型。它只是把你推到一条没有扶手的路上。你要么坐下，要么自己学会站稳。

我并不因此变得强大到无懈可击。我依然会在夜深时感到空，依然会在生病时羡慕有人递水。但这些脆弱，不再让我否定自己。

我知道灯坏了，我能换。路黑了，我会走慢一点。人生没有翻盘这一说，只有一点一点，把失去的主动权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