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三十四岁，工作稳定，收入不算耀眼，但也体面。她比我小五岁，在一家培训机构做行政，脾气温和，笑起来有点拘谨。我们谈了三年，到了该结婚的时候。

订婚前一周，她约我在一家老茶馆见面。不是周末，人不多。她把包放在膝上，双手压着，像是在防止什么东西掉出来。她说话之前，先喝了一口茶，茶太烫，她皱了皱眉。

她说，家里希望我能拿出五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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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得很慢，像是在陈述天气。不是彩礼，是“给她一点保障”。她母亲身体不好，父亲没有退休金，弟弟还在读书。她说她不是为自己，是为将来。她怕婚后没有退路。

我没有立刻说话。那一刻我并不愤怒，只是觉得周围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远。五十万，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数字。那是我所有的积蓄，加上父母给我准备的首付。

我问她，如果我拿不出来呢。

她低头，看着杯里的茶叶，说那就再想想。

我忽然明白，这不是商量，是通知。

我站起来，付了钱。她也站起来，手足无措地看着我。我说，婚礼先取消吧。她嘴唇动了一下，没追出来。

后来她发过几条消息，说她也很难，说她没有恶意。我没有回。那不是赌气，是一种很冷静的判断。那一刻我知道，如果我妥协了，这五十万会成为我们一生中反复被提起的起点。

我们就这样断了联系。

接下来的一年，我换了工作，搬了家，生活像一条笔直的路，走得并不快，但没有障碍。偶尔想起她，也只是想起她安静地坐在窗边看书的样子。那种想念没有痛感，更像旧照片。

三年后，我在一家医院的走廊里再次见到她。

我陪父亲做检查，她从电梯里出来，推着一辆轮椅。她瘦了很多，头发剪短了，脸色很白。她也看见了我，愣了两秒，然后点了点头。

我们在走廊尽头的长椅上坐下。她说，她结婚了。那五十万，她丈夫给了。婚后不到一年，她母亲住院，钱几乎全花光了。后来孩子出生，她辞了工作。丈夫的生意这两年不顺，家里常常为钱争吵。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没有抱怨，也没有向我诉苦。只是像在复述别人的生活。

她忽然问我，那年是不是很恨她。

我想了想，说没有。我只是觉得我们站在不同的位置，看同一件事。

她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她说，她那时以为钱能解决不安，后来才知道，钱只是把不安往后推了一点。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走廊里有人哭，有人低声打电话，生活在这里显得格外具体。

她最后说，如果当年你答应了，可能也会后悔。

我点头。人生很多代价，并不是付得起就值得付。

父亲的名字被叫到，我起身离开。她没有再看我。

那天晚上回家，我一个人煮了面。窗外下雨，灯光把雨丝拉得很长。我忽然意识到，那三年前我转身离开的，并不只是一个人，还有一条看得见却走不通的路。

有些选择，当下看起来冷酷，后来才知道，那只是对现实保持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