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一美国女记者在伦敦逝世，临终前提及遗产问题：全部留给朱德|伦敦|延安|美国

1949年11月的夜风掀动窗帘，纽约曼哈顿第八大道一间狭小客房里仍亮着孤灯。写到第十九页的信纸上，女记者史沫特莱用略显颤抖的笔迹反复加深一句话： “我必须回到中国，见朱德同志。” 这一夜，她已经五十八岁，胃里隐隐作痛，却依旧执拗地写完属于自己的战斗檄文。

史沫特莱出生在1892年的密苏里州，家境清寒。童年辍学、卖报、做女佣、进卷烟厂，她在贫困与歧视中长大。城市里高楼林立，贫民区却烟雾弥漫，这强烈反差像一记无声的耳光，让她下决心拿起笔，替无声的大多数呐喊。二十岁出头，她已是纽约左翼报刊的小有名气的记者，文章犀利，得罪了不少大人物。

警署的铁门在1918年冬天关上，她第一次尝到政治迫害的滋味。“你们可以关我，但关不住真相。”——这是她对看守说的一句话。短暂的牢狱生活之后，她离开美国，漂泊欧洲。柏林街头，她结识了德国社民党人；在咖啡馆里，她第一次捧起《资本论》。那一行行字像火一样，点亮了她内心对“劳动者同盟”的信仰。

1928年春，三十六岁的她带着打字机和两只皮箱，历经西伯利亚铁路抵达上海。彼时租界灯火璀璨，弄堂里却饥饿弥漫，她的老问题又被触动：为什么同是人，命运差距如此悬殊？她到工棚里与纤夫同吃咸菜饭，到女工宿舍听血泪故事。越听越愤怒，也越想深入那支被官方媒体称作“山贼”的红军。

在上海，她同孙夫人宋庆龄、鲁迅、邹韬奋等人往来频繁。一次茶会上，她提出“想去看看你们说的陕北根据地”，宋庆龄当即允诺联系。三个月后，她踏上北上的慢船，经潼关、转包头，最后进入保安——延安旧称。那是1937年1月，抗日烽烟已在华北燃起。

司令部窑洞前，炉火映红了土墙。她第一次见到朱德：一袭洗得发白的蓝棉袍，脸膛黝黑，双眼却炯炯。与心中“叱咤风云的大将”形象截然不同。她愣住了，脱口而出：“您看上去更像庄稼汉。”朱德笑了：“我是农民的儿子，军装穿在身上，心还在田里。” 这一席话让她当场决定，要为他立传，“把中国农民的将军介绍给世界”。于是，双方约定每周三夜谈，煤油灯下，她用厚厚的笔记本记录他从佃农儿子到红军统帅的曲折历程。

延安的清贫和自由把她牢牢吸引。白天，她钻进窑洞同木刻工作者讨论版画；夜晚，她拉起手风琴，教战士跳探戈。跳累了，就蹲在窑口写稿，稿纸上沾着炉灰。有人劝她入党，她兴奋地去找组织，结果被婉拒。朱德拍拍她肩膀：“留在党外，你的笔更锋利。”这番话让她重新振作，她说：“好，我就做永远和你们并肩的同志。”

“七七事变”爆发，八路军改编出征。她背着行李跟着部队北上，渴望用亲眼所见告诉西方：这是一支怎样的军队。行军途中她摔下马背，脊骨受伤，只得在晋察冀的窑洞里躺了两月。身体稍好，她又拄着木棍跟上前线。炮火隆隆中，她偷拍下日军轰炸后的残垣断壁，也记录下老百姓给八路军缝军装、端热水的场景。可局势愈发险恶，朱德命令她撤离，她却固执地说：“离开战场，我就像失去灵魂。”几番争执，只得暂返汉口。

1938年后，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在工人集会上播放自己在晋东南拍摄的战地影片。她不厌其烦地演讲，疾呼“援助中国”。为了筹款，她甚至登门求见宋子文、孔祥熙，苦口婆心劝他们再解囊。随后的《大地的女儿》《战火中的中国》一书本土出版，字里行间，朱德与八路军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冷战阴影渐浓，美国政坛开始红色恐慌，她被FBI列为“危险分子”，报社被迫与她解约，稿费也被扣押。

1949年10月，电台里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消息，她热泪直流。当夜，她写信给北京，请求回中国。几周后，意外传来好消息：可以赴欧洲。1950年初，她登上前往伦敦的邮轮，计划经伦敦联系中国驻外使馆，再转道回国。

命运没有给她第二次机会。4月初，胃痛加剧，伦敦圣玛丽医院的诊断书写着“胃癌晚期”。医生建议立刻切胃，她苦笑：“只求多活几个月，等到我踏上北京的土地。” 手术定在4月28日。进手术室前，她让护士递来信纸，写下一份简短而决绝的遗嘱：“我所有著作版税及存款，悉数交由朱德同志处理，用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骨灰亦应归葬中国，以与战友为邻。”落款处，她按上自己疲惫却坚定的指纹。

手术在5月5日凌晨结束。第二天清晨，急性循环衰竭无情袭来，58岁的史沫特莱静静合上双眼。病房窗台上那部携带多年的打字机，敲击声自此停歇。

1951年5月6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庄严哀乐回荡。朱德神情肃穆，在碑石上亲笔刻下十四个字：“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之墓”。白菊花与松柏掩映，其骨灰从大西洋彼岸安然抵达，长眠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