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箱箱的金条从中国西北的黄土地上被装上飞机，飞向了遥远的中东。
而在飞机起飞的跑道之下，那片土地里，还埋着成千上万具连姓名都未能留下的白骨。
这黄金与白骨的主人，是同一个人。
这个故事，得从青海说起。
二十世纪初的青海，地图上是中国的一块地方，实际上是个独立王国。
在这里，中央政府的命令还不如一张废纸管用。
说了算的，是姓马的一家人，人称“马家军”。
马步芳，就是这个家族里最狠的一匹狼。
他爹马麒是打江山的老手，靠着枪杆子和复杂的家族关系，把青海经营得跟自家的后院一样。
马步芳从小耳濡目染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马刀怎么劈、枪怎么响，还有权力这东西到底有多好使。
他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大道理，就一条：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规矩。
二十来岁，他就借着“平叛”的名义，在青海的玉树地区搞了一场大清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这事儿给他换来了实权，也让他尝到了用暴力解决问题的甜头。
从那以后，他就一发不可收拾。
到1938年，他爹死了，哥哥也靠边站了，整个青海成了他一个人的。
军、政、财、教，所有权力都抓在他手里。
南京那边给他个“青海省主席”的头衔，他乐呵呵地收下，但心里清楚，在这片地上，他才是真正的王。
他统治下的青海，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老百姓被他搜刮得底朝天，财富像溪流一样汇入他的金库。
时间拨回到1936年的冬天。
一支不一样的军队踏进了他的地盘。
这支军队叫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两万多人，刚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个个又累又乏，身上的棉衣比纸还薄，枪里的子弹更是没几发。
他们的任务很简单，也很重要：往西走，穿过河西走廊，到新疆去，打通跟苏联的联系，给当时的中国革命找一条后路。
但在马步芳的眼里，这支军队的到来，跟天塌下来没什么两样。
他才不管什么抗日，什么民族大义。
他的逻辑简单粗暴：这是我的地盘，你们带着枪进来，就是来抢我饭碗的。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打。
命令一下，他手底下最精锐的骑兵部队，像黑色的旋风一样卷向了河西走廊。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不对等的厮杀。
一边是马家军，骑着高头大马，吃得饱穿得暖，武器精良，而且是在自己家门口作战，地形熟得闭着眼睛都能跑。
另一边是红军，两条腿跑路，饿着肚子，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手里拿的常常是空膛的枪。
战斗的惨烈，现在的文字很难完全描述。
在古浪城下，红九军两千多人，几乎全部战死。
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和石头。
城墙被炮轰开一个口子，战士们就用身体往上堵。
师长王海清肠子都被打出来了，还捂着肚子继续指挥，最后从城墙上摔下去牺牲了。
在高台，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带着三千人守城。
这位从国民党军阵营里起义过来的将领，骨头比钢铁还硬。
马家军围着城打了九天九夜，攻不下来。
最后，马步芳想出了一个阴毒的招数：他们抓来几百头牦牛，灌醉了，在牛角上绑上锋利的尖刀，然后点燃牛尾巴上的鞭炮，驱赶着这些疯牛去撞城门。
城破之后，董振堂和剩下的战士在巷子里跟敌人肉搏，打到最后一颗子弹，举枪自尽。
马步芳还不解恨，下令把他的人头割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
最绝望的阵地是倪家营子。
西路军剩下的人被六倍于己的马家军围在一个平地上，连个像样的掩体都没有。
战士们就在雪地里挖坑，用冻土和战友的尸体当工事。
饿了就啃皮带、煮马鞍，渴了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
很多人的脚和鞋子冻在了一起，一动弹就是一片血肉模糊。
四十多天的围困，马家军的骑兵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冲锋，雪地被血染红，又冻成暗红色的冰。
最终，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
两万一千八百人出征，战死的有七千多，被俘虏的有一万两千多，只有几百人侥幸逃了出去。
那条本该通往希望的河西走廊，成了一座巨大的露天坟场。
对于那些被俘的一万多名红军战士来说，战斗的结束，只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
马步芳看着这些虽然衣衫褴褛、但眼神里还带着火的俘虏，心里没有半点对军人的尊重，只有一种要把这火苗彻底踩灭的快感。
他下达的命令，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都算得上是罕见的残忍。
在张掖城外的戈壁滩上，马家军挖开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沙坑。
红军战俘们被反绑着双手，一批批地推下去。
黄沙埋到胸口的时候，坑里还能听到有人在唱《国际歌》。
丧心病狂的马家军士兵，要么用刺刀往下捅，要么干脆往坑里扔手榴弹和迫击炮弹。
据后来当地的老人说，那几年，那片地方的沙子踩上去都是黏的，空气里总有一股散不掉的腥味。
就这样，超过五千名红军战俘被活活埋掉。
剩下的俘虏，命运同样悲惨。
男的，有的被当成马家军练刺杀的活靶子，有的被活活冻死、烧死，或者被强迫去做苦力，直到累死。
而被俘的女红军战士们的遭遇，更是难以启齿。
她们被马步芳和他手下的军官们像战利品一样瓜分，当作奴隶和玩物，遭受了无尽的凌辱和虐待。
时间快进到1949年。
解放军的炮声已经传到了兰州。
这位统治西北几十年的“土皇帝”，末日到了。
他没有像董振堂那样战死沙场，也没有选择为他的“马家王朝”流尽最后一滴血。
他选择了逃跑，这是最符合他本性的选择。
在兰州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已经安排好了后路。
他动用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飞机，把他几十年里从青海人民身上搜刮来的财富——金条、银元、珍宝、古董，塞得满满当当。
据说光黄金就有好几吨。
当飞机轰鸣着从兰州机场起飞时，他大概不会再看一眼脚下这片土地，也根本不会想起，这片土地里还埋着他亲手制造的无数冤魂。
他先是去了香港，然后辗转埃及，最后在沙特阿拉伯落了脚。
靠着那些沾满了鲜血的财富，他在异国他乡过上了极其奢华的生活。
住豪宅，开豪车，娶了好几个年轻的妻子，身边仆人成群。
1975年，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在沙特阿拉伯吉达的一家医院里病死，终年72岁。
他死在舒适的病床上，得到了一个所谓的“善终”。
奇怪的是，几十年后，一些声音开始出现，试图重新描绘马步芳的形象。
有人说他虽然手段残忍，但在青海也搞了些“建设”，修了公路，开了工厂。
他当年在西宁为自己修建的豪华公馆“馨庐”，现在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在一些导游的嘴里，他甚至成了一个有魄力、有建树的“地方领袖”。
这种说法很迷惑人。
修了几条路，就能抵消几千条人命吗？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历史上很多双手沾满鲜血的战争狂人，是不是也能因为搞过一些基础建设而被“功过相抵”呢？
有些事情，是不能用“功”和“过”来简单计算的。
有些罪恶，是任何建设都无法掩盖的。
今天，人们可以去参观他的公馆，看看那里的奢华，但不能不知道，砌起那座公馆的每一块砖，都浸透着当年青海人民的血汗和河西走廊里红军战士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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