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礼炮齐鸣，新中国宣告成立。千里之外的伯力战犯收容所里，一个瘦削的中年人却在短波收音机旁愣神，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过去四十多年，他的身分六易：皇帝、退位小朝廷“太上皇”、天津寓公、伪满洲国傀儡、战犯、囚徒。此刻，他只剩满心惴惴：新政权会怎样处置末代皇帝？
溥仪的曲折身世起于一九○八年。年未及三，慈禧太后指名让他当“宣统皇帝”。旁人艳羡，他却充其量只是个被抬上龙椅的孩子。六岁那年，辛亥炮声动京城，清廷风雨飘摇。袁世凯以“逼宫退位”换取临时大总统，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退位诏书生效，大清社稷一朝烟消。七年后“张勋复辟”昙花一现，更添尴尬。往后，溥仪在天津张园、静园苦苦寻找东山再起的缝隙，直到日本关东军的“九一八”把他请去东北，坐上了“康德皇帝”的冷凳子。从一九三二到一九四五，他被日方牵着鼻子走，真正成了活的招牌、行尸走肉。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溥仪仓皇登机欲逃，半路被苏军俘虏。投宿西伯利亚，他靠回忆《红楼梦》排遣孤寂，愈发不安。电视里传来纽伦堡审判的镜头，他预感自己迟早难逃一死。
一九五○年八月，新中国与苏联达成移交战犯协定。押送车队驶到伯力车站，押解名单首位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男，四十五岁”。车厢两头站着持枪战士，没有人说话，铁轨节拍像擂鼓。有人低声嘀咕：“这趟恐怕是末路了。”溥仪紧握衣摆，额头冒汗。
列车入关，冷风呼啸。到站时，车门拉开，军官点名：“溥仪——下车！”他跌跌撞撞往外走，四下一片雪光，心想：这怕是刑场吧。正此念头翻涌，耳畔却传来温和一句：“奉周总理之命，欢迎你们回国。”说话的是个二十多岁的解放军军官。溥仪愣住，下意识伸手等铐子，结果递过来的是热乎乎的馒头。那一刻，他才知目的地是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而不是行刑地。
改造生活开始得并不体面。他不会叠被，牙刷都不会挤牙膏，同室的杜聿明看得直皱眉。但规矩就是规矩，谁也不能替他动手。三个月后，这位前皇帝已能独立缝补棉衣，劳动评比还拿过红旗。有班长打趣：“陛下，您手上的老茧比我们还硬。”溥仪憨笑，算是认了这份新身份。
日日学习会上，他把《共同纲领》《土地法大纲》逐句抄写。夜深灯下，一行歪歪斜斜的小楷记录着反思：“身为傀儡十年，百姓血泪满江河，愧矣。”管教员合上本子，嘟囔：“这回是真服了。”
转折出现在一九五九年。全国人大通过《特赦战犯决议》，溥仪名列首批。听到自己名字，他足足愣了十秒，随即深鞠一躬。重获自由后，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当园艺工，月薪八十元，说少不多，却是靠双手吃饭。他常蹲在温室门口薅草，路过的游人指指点点，他也只是笑一笑。
一九六二年春节前夕，中南海来信：毛主席设宴，邀溥仪同叙。那天傍晚，西花厅灯火暖黄，客人陆续抵达。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都在。毛主席笑道：“还有位旧故没到，大家耐心等一等。”话音刚落，穿灰呢大衣的溥仪踏进门。主席当即握手：“宣统到啦，我们当年可都是您老的臣民。”众人一愣，随即哄然大笑，空气顿时松快。
桌上摆的全是家常菜：红烧鱼块、豆豉茄子、白菜粉丝煲。毛主席夹起一筷子塞给溥仪：“多吃点，别客气。”溥仪双手捧碗，喉头发紧。酒过三巡，主席慢声开口：“工作还顺心不？身体如何？个人问题要解决呀。”溥仪点头，低声答：“听党的，听您的。”这简短对话寥寥数句，却在他心里激起千层浪，十二年前那趟惊魂列车的阴影似乎彻底散去。
宴后不久，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迎来新同事——溥仪负责清点故宫旧档。写字楼里常见他埋首案头，用红笔在档案边批注。每逢同事开玩笑问他“陛下还认得这些龙凤玺吗”，他抬头嘿嘿一笑：“那都是过去式，今天是给国家干活。”
另一桩心事也落定。经周总理牵线，护士李淑贤与溥仪于一九六四年登记。简单小院，两张单人床拼成一张，他们自嘲“合龙床”。邻居常见老溥仪推着自行车去买菜，满口江米红枣。的确是换了天地。
遗憾的是，尿毒症很快夺走了他的健康。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凌晨两点半，病房灯光微弱，他安静地合上眼。弥留之际，溥仪对枕边人低声道：“能做共和国公民，是福分。”仅此一句，了却残生。
回头细算：从列车惊惶到中南海家宴，整整十二年。大时代既让他跌入深渊，也给了再生的机会。那顿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白菜豆腐宴，成了末代皇帝一生最难忘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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