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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1月7日清晨，西安刑场一声枪响。
50岁的黄庭利倒在血泊中，他是新中国首个因盗窃罪被执行死刑的人。
《法制日报》记者在场目睹全程，后来回忆说，这人到死都没弄明白，一个小偷怎么会落得这般下场。
放在当年的语境里，他的困惑不难理解，但法律从不会对嚣张犯罪网开一面。
黄庭利的人生转折，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场意外。
当时他在哈尔滨火车站做搬运工，装卸货物时被火车碾压，右腿落下终身残疾。
劳动能力彻底丧失，经济来源也断了，黑龙江口音的工友们给他起了“黄瘸子”的绰号。
这称呼成了他的耻辱印记，也让他心里的怨恨越积越深。
本来想靠着体力活安稳过日子，可残疾让这条路走不通了。
他看着火车站来往的人群，危险的念头逐渐滋生。
那个年代残疾人就业渠道狭窄，全国福利工厂数量有限，残疾职工占比极低，社会救济体系也不够完善。
这些客观因素或许能解释他的困境，但绝对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
他把个人不幸归咎于社会，开始在火车站小偷小摸。
凭借对车站地形、人流作息的熟悉，再加上敏锐的观察力和揣摩人心的本事，他很快从普通扒手中脱颖而出。
三年时间，整个哈尔滨站的偷窃地盘都被他掌控，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贼头。
警方曾两次抓捕他，都因证据不足只能释放。
这种侥幸让他胆子越来越大，野心也跟着膨胀起来。
1979年春天，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黄庭利觉得哈尔滨太小，不够施展拳脚。
他带着几个骨干南下，先考察了北京站地形，1980年夏天又转战郑州。
当时南下打工潮初起，绿皮车厢挤得水泄不通，乘客警惕性低，得手后也容易脱身，正是偷窃的绝佳时机。
他的犯罪版图，就这样顺着铁路线慢慢扩大。
黄庭利的“贼王”名号不是自封的，是靠真刀真枪“打”来的。
1980年冬天，他在广州东站遇上南方贼头李玉方的手下阿坤，两个团伙为抢地盘互不相让。
最后双方约定比试，各带三人，十小时内谁偷的金额多，谁就掌控更大范围的地盘。
黄庭利亲自上阵，靠着多年练就的快手绝技，从凌晨到黄昏连续作案十余起，最终以微弱优势取胜。
“北有瘸王，南归其主”的说法在扒手圈传开，他的贼王地位彻底坐实。
如此看来，犯罪团伙的所谓“规则”，本质上都是暴力与贪婪的博弈，毫无底线可言。
地位稳固后，黄庭利重组团伙，建立起分工明确的体系。
有直接行窃的“手上”，有寻找目标的“眼线”，有管理赃款的“收数”，还有负责掩护的“风头”和准备替罪的“顶包”。
他甚至把偷窃技巧编成口诀，传授给新人，教他们判断旅客是否有钱、如何快速下手、被发现后怎样脱身。
团伙还定了严酷规矩，偷窃所得要按比例上缴，违反者轻则断指，重则被逐出团伙。
这种管理模式让团伙凝聚力增强，也让他的控制更加牢固。
和同期的铁路盗窃案相比，比如1981年龚铁山单人连环盗窃80次的案件，黄庭利的团伙已经实现产业化、规模化运作，形成跨区域犯罪网络，危害远超单人作案。
1984年春天，他的嚣张达到顶峰。
在河南郑州中原大厦，他以“经济交流会”为幌子，召集了全国数十位扒手头目秘密集会。
会场门口有手下放风，伪装成普通商务聚会。
会上他高坐主位，要求各地贼头向他“进贡”，还划分势力范围。
上海和广东的贼头表示不服，他当场用刀片在对方脸上划痕示威，众人竟还鼓掌叫好。
很显然，犯罪世界里的暴力权威，只会滋生更多恶行。
黄庭利常对手下说，他们不偷穷人和孕妇，只偷有钱人。
这话被传得有模有样，甚至有人觉得他还算“讲义气”。
但警方调查彻底揭穿了这层虚伪面纱，他的作案对象多是打工者、小商贩和探亲旅客，这些人省吃俭用把家当带在身上，一旦被偷就可能陷入绝境。
他偶尔会让手下归还一些不重要的赃物，营造“义贼”假象。
这种既当又立的做法，让他在江湖上赚了虚名，实际危害却更大。
1983年全国严打启动，盗窃罪最高刑期提升至死刑，可他依旧不收手。
1984年春，其团伙在河南新乡犯下大案，偷走上万元财物，惊动了公安部。
警方迅速行动，缴获团伙花名册，抓获二当家李玉方和12名骨干，可黄庭利异常狡猾，多次逃脱。
有人甚至放话，抓他比登天还难。
转机最终来自他的情人，外号“杨卷毛”的领舞女郎。
1986年初，杨卷毛因盗窃同居男友财物被捕，为了立功减刑，她主动供出了黄庭利的行踪。
她交代，6月10日黄庭利会去太原，和南北线骨干碰头商议分利。
警方立刻调集山西、河南、陕西三地警力，在太原站布下天罗地网。
当天上午10点05分，黄庭利拄着拐杖走出站台，一手拄拐一手插兜，神情自若地准备点烟。
就在这时，两名卧底警察从背后将他按倒，冰冷的手铐锁住了他的手腕。
这位纵横铁路十余年的贼王，终于落网。
被捕初期，态度嚣张，拒不认罪，还以为最多蹲几年牢就能出来。
直到警方拿出他十年的犯罪记录，列出三百多起案件、逾百万赃款以及牵涉的百余名团伙成员，他的脸色才彻底变了。
而真正击溃他心理防线的，是情人的背叛。
他到最后可能都没想通，自己最信任的人会送他走向末路。
1986年9月，案件进入审判阶段。
检察机关指控的罪行铁证如山，辩护律师无从辩驳。
法官最终宣判，黄庭利作案次数多、涉及区域广、数额巨大、影响恶劣，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毫无疑问，他的下场是咎由自取，也是严打政策下对犯罪的有力震慑。
黄庭利死后，铁路治安明显好转。
公安部门加强了巡查力度，旅客也学会了将钱妥善保管。
犯罪学家后来分析，他的堕落不能完全归咎于断腿，腿断了可以学手艺，受了委屈可以找相关部门反映。
路有千万条，他偏偏选了最通往地狱的那一条。
那个泥沙俱下的转型期，随着这声枪响画上了一段句号。
黄庭利的故事，最终成了一个时代注脚。
它提醒我们，无论境遇如何，无论时代怎样变迁，贪婪凌驾于法律之上，必然会受到严惩。
这道法治的底线，从来都不容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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