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15日，北京的天空洗过一场秋雨，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在即。张治中推门走进中南海勤政殿时，毛主席正伏案修改讲话稿。短暂寒暄后，张治中低声劝道：“这可是新中国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不能不开口。”毛主席点点头没吭声，却把那份草稿压在砚台下。谁也料不到，这场小小的插曲，会成为两位老朋友十二年后城楼重逢的一条隐线。

不久后，天安门广场上礼炮齐鸣，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中央，开幕讲话长达万言。中场休息，他一边拂去帽檐上的雨滴，一边打趣：“文白兄，这回算你赢了。”张治中略带倦意地笑了笑，他的肺病已时有咳嗽，但心里踏实：主席依旧愿意倾听友情里的直言。

转眼进入六十年代，社会气氛骤然紧绷。1966年“文革”风雷乍起，很多熟面孔忽然坠入漩涡。张治中此时虽早已淡出军政一线，却无法置身事外。再三思量，他写了封信给周恩来，希望“坐镇中央者”能顾及团结大局。信送出后，他把自己关在西四宅邸里，不断有人敲门、翻箱，他却始终忍气吞声。

从抗战烽火中走来的张治中，比任何人都清楚局势骤变的威力。1945年那趟赴延安之行浮上心头：当年，他奉蒋介石之命飞进黄土高原，迎请毛主席赴渝共商国是。飞机落地时，毛主席一身灰布军装迎着晚霞走来，笑得像老友初见——那是他们第一次握手，也是一场持续二十余年的交往的开端。

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亲历了一桩桩场景：桂园书屋里，人们围着一张木桌唇枪舌剑，又端着搪瓷杯相互致意；夜深时分，毛主席与周恩来仍在灯下勾画协议草案。“和平二字，重过千钧。”毛主席对他说。张治中听得出对方的用心，更懂得那句话背后托付的险象与决绝。

1949年春天，他以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身份抵达北平时，已暗下决心：若蒋介石再拒绝协议，自己绝不再回南京。果然，南京政府最终拒签国内和平协定。张治中随即公开声明与顽固派分道扬镳，算是给自身数十年戎马生涯画下了另一段注脚。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屡屡为统一战线出谋划策，毛主席则始终以“老朋友”相称，两人见面多半开怀。

1966年10月1日零点，东方红乐曲响彻天安门城楼。张治中被特别邀请到观礼台。他刚从医院出来，虚弱到必须由人搀扶才能站稳。毛主席发现他，快步迎上前，握住那只有些僵冷的手，问得直截了当：“他们到你家去了没有？”短短一句，没有官场客套，却将关切推到极致。张治中叹口气：“去过了，还好，家里人没受伤。”毛主席眉头微蹙，旋即拍拍他的肩：“你不是当权派，更谈不上‘黑帮’，他们去你家干什么？”

这一幕，被周围人偷偷记在心上。张治中愣了两秒，忽然想起十二年前自己在天安门前“赢了主席一回”，忍不住咧嘴。有人说，他那天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温暖。

可事实并不轻松。警卫部门奉周恩来之令，对张府布下暗中保护；然而风声依旧紧张。张治中白天在政协小楼读佛经，夜里辗转难眠，常对秘书低声嘀咕：“朋友们一个个倒下，我还能做什么？”那时，他的肺病日益加重，心病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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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此景，使人不由回想起1946年初冬的延安机场。那天，三人军事调停小组的机身刚停稳，毛主席率朱德、刘少奇等人迎上前。仪仗昂首，号手吹响号角，延河岸边的松枝被寒风吹得哗啦作响。毛主席举杯时说“帮中国求个和平”，张治中接话：“你们写历史时别忘了我三到延安。”毛主席轻轻一笑，“也许还有第四次呢。”话音未落，一个更大的时代暗流正悄悄逼近，他们却都还来不及细想。

1967年国庆，张治中坐在轮椅里，再次登城楼。大红横幅随风猎猎，空中歼击机犁出白色弧线。可他皱着眉，目光时不时搜索人群，似在确认昔日战友是否还在。见到毛主席，他忍不住说：“主席，您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话未完，泪已满眶。毛主席握着他发颤的手掌，只回一句：“可以甄别嘛。”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镇定。

遗憾的是，局势并未因这句承诺立刻回暖。张治中心知，这股风浪不是一朝一夕能平息，他的健康也不容再拖。两年后，197号病房的灯火彻夜长明。1969年4月6日清晨，守在病床旁的家属听到他最后的叮咛：“别折腾了，好好活。”79岁的他长眠北京。

三日后，军乐团在八宝山奏起《献花曲》。花圈林立，其中一只以黑底金字写着“张将军千古”的挽联尤为醒目——落款“毛泽东”。周恩来步履匆匆赶来鞠躬致哀，陈毅用沙哑的声音向老友作别。仪式结束时，春风微寒，送行的人们沉默离去，惟有那一捧白菊在清晨的阳光下分外耀眼。

今天再翻当年的电报、会谈记录，很容易注意到一个事实：张治中的名字总与“和平”二字并列。无论是延安的窑洞长谈，还是北平的和谈桌，他始终顽固地相信协商能避免战争。有人评价他“身在旧营垒，心向大团结”，这大概也是毛主席愿意一次次紧握其手的原因。朋友之间的情分，常常胜过政治立场的冰冷计算；用力过猛的风向终会停歇，而真诚相待的回忆，却能像榆林河畔的星空，静静照见彼此的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