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初春，京西香山脚下召开的新型装备试验鉴定会上，一位身着灰呢干部服、佩着上将军衔的高个儿引人侧目——他就是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李水清。会上，他正对一台新式发动机的噪音数据反复核算，目光却时不时飘向窗外驻训的装甲车队。有人察觉，悄声议论：“这位老总心里，八成还惦记着军营的号角。”五年后，这份惦念终于化作一封写给邓小平的手书。
1975年4月，李水清把那封只有三百多字的短笺交给秘书，嘱咐务必当天送到京西宾馆。他在信里开门见山，请求归队。他写道，自己在工业口已尽全力，“但身在工厂，魂在军营”，恳请批准回到部队继续为国防出力。信送出后，他安静等待，却足足等了一个多月。
彼时邓小平分管国防和工业。收到来信，他没有马上批示，而是先去和几位老同事打听一机部的现状。有人告诉他：“李部长到任后拨乱反正，技术干部都服气，他不在，部门难撑。”一次接待外宾的间隙，邓小平与李水清并肩而立，只简短说了句：“信看过了，可李先念同志怕是舍不得放你。”口气轻，却透露出困难。
为何李先念如此看重李水清？要解释这层关系，得回溯到1970年。那年一机部与八机部合并，重担骤然加身。为将分散半载的干部重新团结，李水清先做的不是调表格，而是为几位受冲击的老专家与老将军伸冤。陈正人的“历史问题”便由他顶住压力推翻。陈正人终在1980年得到正式平反，只可惜人已于1972年病逝。对工矿企业而言，李水清更像个“救火队长”：审批生产线、解决物资卡脖子、主持研制新型柴油机，数百项技改项目被他一一拍板，一机部总产值逆势增长。李先念多次表态：“人才难得。”于是有了那句“不放人”。
然而，李水清骨子里的军人情结并非凭空而来。1930年，他在红一军政治部做巡视员，第一次体验到审俘现场的硝烟。吉安伏击战后，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被押来，抬头望见一顶破草帽、脚蹬草鞋的朱德，竟愣得说不出话。李水清就在一旁记录，这幕场景刻入记忆。后来长征途中的安顺场，他率宣传队赶赴前沿，把写有“祝君早安”的白毛巾发到17名勇士手中——那是红军首次强渡大渡河的先遣船。史料显示，当天过河成功的勇士里，有七人回头称赞：“若非李政委把士气点燃，哪有咱们今天？”
解放战争末段，李水清已是199师师长。1949年4月，他夜袭卧虎山，用十小时干净利落端掉整座山头的碉堡群，俘敌千余。本来上级命令先攻太原城，他却判断时机稍纵即逝，咬牙“反插”侧翼，结果正面主攻也因断了敌后交通而轻松推进。事后杨成武替他说情：“有胆有识，罚不得。”战友们笑称：“李大胆”又立功了。
1951年入朝，67军安排他任副军长守东线。金城战役中，靠三天歼敌一万七千的战报让总前委频频发电嘉奖。67军回国时，一连十一面锦旗先于部队运回国内。军报社论里写道：“首都师，首当其冲。”
种种经历汇聚成他的军人底色，这也是为何1975年他要回到“兵的队伍”。邓小平与李先念磋商多轮，最终拍板：李水清改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调令一下，“老李回来了”的消息火速传遍前线练兵场。那年秋季南京军区合成演习，李水清提出“先‘练神’后‘练形’”，要求尖子连队天天比拼决心书、战例复盘，闷头操炮的节奏陡然生动。南京郊外靶场尘土飞扬，实弹命中率攀至全军前列。
遗憾也在。直到1977年，他仍不是军委委员。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只摆手：“职务多少不是本事，打不好仗才是耻辱。”两年后，新一轮国防体制调整，他奉命调回北京，接过第二炮兵司令员的钢印。对这支战略威慑力量，他首先抓的是数据，“导弹不是步枪，差一毫米，就差千里。”深夜灯火，技术将校们常被点名返岗复核弹道曲线。
李水清工作一贯“硬核”，生活却极简。警卫员记得，他最爱把旧军装洗净再穿，有次会议现场冷风灌进会场，别人披大衣，他仍是那件缀着洗白肩章的军服。有人劝换新的，他笑道：“这身衣裳陪我打过仗，舍不得。”
2007年8月31日清晨，北京301医院。分诊台上的病历卡写着“李水清，九十二岁”，病榻前立着一束67军老兵送来的康乃馨。医生确认心电图归零时，守夜战士脱帽敬礼，无声却整齐。
他的一生横跨土地革命、抗日烽烟、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直至新中国国防工业的磨砺期。不同舞台，相同准则：该冲时就冲，该守时就守。对李水清而言，“请调”并非个人荣耀的回归，而是不愿让戎装在衣柜里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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