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北京西郊的夜色刚刚沉下去，中央办公厅的灯却依旧亮着。几份从各地紧急送达的调查材料摆在毛泽东案头，其中一封，来自远在洛阳的八机部部长陈正人。信纸质地普通，字迹却分外工整，内容直指“干部特殊化”四个字——这封信像一颗石子，激起了主席内心深处的涟漪。
信里，陈正人把自己在洛阳拖拉机厂两个月蹲点的见闻，一五一十写了出来：有的车间干部吃住分离，伙食另设小灶；工人排队打饭，干部却走侧门；生产一遇难题，管理者习惯“动口不动手”，对机床操作一窍不通。字里行间，能感到老部长的焦灼——他反复强调，如果不赶紧刹车，企业很可能从红色阵地滑向资本主义土壤，“群众是会用脚投票的”。
审完这封信，毛泽东沉默良久，抬笔批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还活着，他们就这样，岂可安枕！”旁边的工作人员吴旭君听见主席低声嘀咕：“再这样，工人迟早要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寥寥数语，道尽隐忧。
陈正人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给中央写这种直陈疾苦的信？答案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1928年深冬，井冈山密林间枪声阵阵。年仅21岁的陈正人正随毛泽东筹建遂川苏维埃。他把自己半生的际遇视作革命给的第二次生命：少年丧父、逃学求学、再投身北伐与秋收起义，一路跌跌撞撞，却始终守着“多做事，少摆架子”的信条。这份底色，使他对所谓“官味”浑身不适。
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期间，他原本被安排在市里条件最好的宾馆。老部长摇手谢绝，行李一卷，住进铸造车间旁的工人宿舍。白天跟班装配，晚上同工友挤在铁架床上。有人劝他注意身体，他摆摆手：“跟大家一起，心里踏实。”这种不讲排场的作派早在井冈山就养成：当年攻打万安城，子弹不够，他跟战士一样捡敌人弹壳再装药，谁也没见他享过什么“干部待遇”。
蹲点两月，陈正人写下七八万字的日记。最令他警觉的，不是机器老旧，而是精神生锈。他发现有的党员干部把团结职工挂在嘴上，却把自己住房、伙食条条框框分开；有的会议里慷慨陈词，转身就钻进“小灶间”吃白面馒头。陈正人把这些事例全部写进报告，“不抓这个病根，别说生产上不去，更会丢了人心”。短短数页，火药味十足。
报告通过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转到中南海。薄一波在信尾批注：“确系大患，久未触及阶级斗争之故。”毛泽东随即批示，强调“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农大众势不两立，若不深入“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迟早会被群众清算。随后，他把信批转各大区、各省市，要求一把手对照检查。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陈正人第一次“逆水行舟”。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任建筑工程部部长时，就公开取消本部机关的专用食堂，带头与职工同桌。有人小声嘀咕“丢面子”，他笑道：“面子不值钱，节约是真功夫。”他的脾性，既有赣南农家子的硬气，也承袭了早年井冈山的朴实传统。
然而，正因为原则分明，他多次碰壁。64年那阵风声已现端倪，前线指挥的几位中央领导忙于经济建设，对“特殊化”显得迟疑。陈正人心急如焚，他清楚“只要私心作祟，阶级差别就会反弹”。信写出后，有人悄悄提醒他“何必太锋芒毕露”。他却回一句：“职责所在，何须计较。”不到十字，对党性的理解跃然纸上。
再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夏。翻山越岭来到延安的陈正人夫妇，被毛泽东以家宴相迎。那天，主席举杯轻声说道：“能活着回来，是福。”这句话后来成了陈家子女口中的家训：活着，就是为了干事。多年后，当陈正人因劳累突发心梗，周恩来在医院守到凌晨，握着彭儒的手，低声道：“本不该如此……”情深意重，令人唏嘘。
1972年4月，噩耗传来。毛泽东得讯后沉默良久，提笔写下挽联，寥寥数语，情真意切。对于这位出生地主家庭却终身为劳苦大众奔走的老干部，中央给予“赤胆忠心，克己奉公”的评价。一些老工人赶到八宝山送行，手捧自制花圈，说一句：“陈部长从不吃小灶。”
回到1964年的那封信，它像早春的一声惊雷，向全党敲响警钟。文件下发后，各部委相继组织领导干部下车间、住工棚、学技术。有人说，这只是“一阵风”，可就在那几年，确有不少干部因此找回了初心——他们明白了，群众不是附庸，而是江山的主人。
历史的吊诡在于，人却终究会老去。陈正人离世后，八机部不少老工人自发在车间挂起他的照片。有人问：“他待过我们多久？”回答只有短短两个月。可就在这六十余天里，他把“干部不是高人一等”这句话，活生生演示给了全厂一万多人看。
如今谈起1964年的那次检讨，常有人关注毛泽东的警示或“官僚主义者阶级”一词，其实更应注视的是“我还活着”后的无奈。一个政党要在执政环境中保持本色，靠的不是口号，而是每一级干部的自律与自觉。陈正人留下的，不只是一本蹲点笔记，更是一面镜子：谁若把自己同人民割裂开，就会在镜中看到渐行渐远的背影。
革命生涯半个世纪，陈正人把“同工人一条心”当作戒尺。他早年在私塾挨过戒尺，后来把这把“尺子”用来衡量自己：住房、伙食、工资，处处求一个“与众同席”。放到今天再看，那份“少一点特殊，多一份清白”的提醒，依旧闪着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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