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的一天夜里，北京西山的寒意透过窗缝直往室内钻。叶剑英翻着一叠人事材料，抬头对身边工作人员低声嘟囔：“老江属什么？怎么哪儿都塞不进去。”这句话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被一句“分配工作真难”淡化，却足以道出一个久被忽视的故事——江渭清的去向，曾让组织部门用了整整四年、前后六次才拍板。
江渭清这个名字，三十年代闹革命的湘鄂赣苏区响过，解放战争时华东战场亦随处可见，但进入七十年代，他却像被历史挤出了舞台。1926年，年仅十三岁的他在湖北通城的小学里挂起红缨枪，从此再没离开过革命队伍。土地革命时期，山里打游击、县里当书记，两顶帽子他都能戴得稳；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他奉命留下，坚持游击，常年吃树皮、啃草根，愣是在重围中守住了一块根据地火种。
时间推到1938年，新四军组建。江渭清从“地方红军”调到部队编制，先是当七团参谋长，后升到旅长、旅政委。皖南事变后，他跟着叶飞重整旗鼓，在苏中海安、如皋一带打过硬仗。兵油子们背地里说：“跟着江旅长打仗，吃苦是有的，可放心睡觉。”这种既懂枪杆子又熟悉政工的干部，在烽火岁月里不算少见，难得的是，他熬活到了胜利。
1948年夏，华东野战军组织六纵转战鲁中，江渭清任政委，与纵队司令员王必成组合成“王江配”，配合默契。淮海决战时，这支队伍穿插固镇、堵截黄百韬兵团，“一天三夜不合眼”，从情报到后勤，江渭清没叫一声苦。按照当时的序列，他完全够资格在新中国授衔时拿到一枚中将甚至副兵团级的肩章。
建国后，他却被从部队“挖”到地方。华东各省百废待兴，懂武装也懂民生的干部凤毛麟角。1952年，江渭清调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后来又当上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工业底子薄，他拉着王鹤寿、柯庆施在苏南跑项目，把大厂一个个弄进了长江两岸。江苏人唤他“老江”，有人说，“这人狠得下心，也舍得下地头。”十七年里，他几乎跑遍所有县市，连盐碱地的麦苗长得几寸，都要亲自掐一把看水分。
然而大风一起，一切努力说翻就翻。1966年，他成了“当权派”典型，被点名批判。1969年春，江渭清被送到江西宁都“五七干校”。那年，他五十九岁，每天扛锄头下地除草，晚上还得写检查。有人见他手上磨起的血泡，唏嘘不已，他却笑：“锄地这种事，哪有上山打仗费劲？”外人不知，他心里最难熬的是闲——从前调兵遣将如行云流水，如今只能盯着庄稼发呆。
1973年初，中央决定为一批老干部“解冻”。江渭清被接回北京，先是住在玉泉山招待所学习，一纸通知写得含糊：待业。于是，人事部门开始绞尽脑汁。第一站拟定山西。意见来了：“山西是重工业心脏，新班子刚磨合，让老江过去容易起波澜。”换黑龙江？又有人担心，“临近中苏边境，政策烫手，别添复杂。”湖南总行了吧？他在那儿下放多年，地方说，“矛盾尚未化解，再回来恐滋事。”于是转向中央部委，六机部正缺负责人，造船系统需要老红军压阵。没等拟文发下去，又被否了——“海军有意另行整合”。第五轮商量，中组部副部长呼之欲出，结果外界揣测政治意味太重，再次搁浅。
文件在案头来回漂，像邮差找不到收信人。直到1974年12月，终于定格：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叶剑英放下公文，说了那句后来传开的感慨：“他的工作真是好难分配。”
抵达南昌那天是1975年元月的阴雨晨，赣江水声闷雷般滚动，宽阔的大道却坑洼泥泞，映着一片萧瑟。江渭清没有先住进省里安排的官邸，而是直接去了滕王阁旁边的省革委会大楼。他要的，是把时间都用在把乱麻理顺上。对他而言，江西不是“第六次选择”，而是新的战场。
交通运输先被他抓在手里。昌九公路上，一辆辆长期趴窝的卡车被“请命”上路，大桥的检修队伍日夜施工。有人劝他别操心细节，他抬头反问：“货运不跑，老百姓吃什么？”随后是工农业。他曾在江苏大搞农田水利，这回把同样的办法搬到赣江、修河流域。结果统计下来，1976年全省粮食总产比上年增长两成多，拖拉机保有量翻倍。至于轻工业，从景德镇瓷厂到樟树药业，只要碰到缺资金、缺配件，省里一律快批。江西虽然没法跟沪宁线比肩，但从萧条跌谷里爬出来，众人心里都明白：这是老江硬顶着压力啃下的骨头。
他的行事风格一如既往。开干部会，说话不拐弯：“革命老区吃苦几十年，不能再掉队。”听了一肚子意见，却很少回嘴；回头马上拍案执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前夕，江西派出的大代表里有一个是赣南稀土采矿队的技术员，他在北京发言，说需要一笔专项拨款搞实验。江渭清坐在台下，录像机镜头扫过，他只点头。会后回到南昌，预算就批了。厂里的年轻人感慨：“我们书记不说漂亮话，但肯把钱掏给科研。”
1981年秋，他已七十一岁，常年旧伤加胃病让他夜里难眠。那年9月，他给中央写了份只有四页的请辞：身体不济，恐误大局。批示很快下达，允许休养。临走前的最后一场常委会，他拿出一张折得整齐的字条，把“后会有期”四个字顿了又顿，收回口袋。散会时，他拍拍接班人的肩膀，只留下一句：“接力棒要抓紧，江西不能慢。”说完，上了那辆贴着普通军牌的吉普，驶向南昌八一大桥，直往昌北机场。
他返苏后，一直住在南京玄武湖畔的老干部楼。邻居们常在清晨见他独自散步，戴顶旧草帽，笑着跟人点头。有人好奇地问：“老书记，退休了可有遗憾？”他摆手：“组织说难，我也难，为难的是国家的事，不是我个人。”2000年初冬，江渭清在南京病逝，终年八十七岁。灵车驶过石城门时，路旁站满了自发前来送行的工人、老师和老兵，他们静静摘帽致意。
叶剑英当年的那声“难分配”，原本是一句无奈的话，却成了江渭清一生的生动注脚：从枪林弹雨里闯出，到田间地头扎根，再到机关楼道辗转，一份任命来之不易，却也体现了那个年代复杂的政治经纬。江渭清守住了底线，也守住了自己对土地和百姓的承诺。正因如此，他在组织面前或许“难分配”，在群众心里却始终有位子，这便是老革命最质朴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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