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末的一个清晨，延河两岸薄雾未散，窑洞里却已经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刚结束通宵讨论，几位负责同志连咖啡都顾不上喝就散去。周恩来抻了抻酸胳膊，准备赶往中央党校讲授统一战线课程。毛泽东翻着文件，抬头说：“军委的事等着批，你替我走一趟吧。”一句话定了行程，也为稍后的意外埋下伏笔。
短暂收拾行装时，江青突然提出要随行。她新婚不久，一直守在生活区，政治课基本没听过。毛泽东想了想：“去听听也好，替我向学员问声好。”周恩来微笑点头，这趟路本就是宣传学习，多带一人无妨。
当天午后，延安对马匹管理严格，两人只分到并肩马各一匹，周恩来那匹是长征老伙伴“大青”。出杨家岭后的小道坑洼连连，江青先慢后快，马鞭一扬冲了出去。农家稀疏的狗吠声在山谷里此起彼伏，周恩来心里咯噔一下——这条路他熟，拐弯多，坡陡，贸然加速风险极大。
几分钟后，乌黑的大青马被同伴带得性起，蹄声乱响。前方突然窜出一条黄狗，江青的坐骑仓皇侧闪，马身一偏，劲头全落到后边。周恩来条件反射收缰，但已来不及，大青马狠狠撞了上去，一声闷响，他被掀落尘土。人翻滚时，他本能用右臂护住后脑，只听骨头脆响，“咔嚓”一声钻心剧痛，右臂已呈诡异弯曲。
江青勒住马回头，脸色煞白：“恩来同志，你没事吧？”他额头冒汗，却仍放低声音，“别慌，先找担架，耽误不得。”随行警卫急奔党校求援。二十多分钟后，两人以极慢的速度抵达党校门前，周恩来的棉衣袖口已被血浸透。
医务所的印度医生巴苏大夫匆匆检查，结论是右肘粉碎性骨折，需要立即固定。可晚七点便要授课，通知贴出去了，数百名学员早已挤满教室。周恩来沉吟片刻，只让巴苏简单包扎，低声叮嘱：“撑一撑，课不能停。”他左手扶桌，右臂吊带隐在斗篷里，语速略慢，却把复杂的国际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讲得层次分明。整整两个小时，只有讲到重点时，他偶尔蹙眉停顿，仿佛在寻找更贴切的表述，台下却没人看出端倪。
课后，他脱力般靠在椅背上，汗水顺着鬓角滴落。巴苏见状不由急呼护士，拆开缠得过紧的绷带，骨片已顶破皮肤，血水涌出。延安医疗条件有限，简单处理后仍需转外地治疗。消息当夜传至杨家岭，毛泽东握着烟斗在院子里踱步，两次想点火又放下。他盯着来报的叶子龙，情绪罕见地失控：“她想出风头，把事情闹大了！”
当务之急，是把周恩来送往条件较好的延安中央医院，可延安也只有基础外科。会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人一致决定：让周恩来赴苏联治伤，顺带就国共合作与共产国际作进一步沟通。周恩来本想拒绝：“眼下正是敌后游击区困难时刻，我离不开。”毛泽东少有地提高音量：“边治边干，你的手若废了，影响的是整个中央的工作！”
1939年2月，莫斯科零下二十度，周恩来抵达克里姆林宫医院。苏联方面为这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专门组织了骨科、神经科、康复科联合诊疗。第一次复位时，需要将关节压到极限，然后注石膏固定。一旁的翻译回忆：“他额角青筋直跳，始终一声未吭。”三轮手术后，右臂只能弯曲四十五度，但至少保住功能。
治伤并未耽误工作。病房只要灯光可用，机要员就捧来文件袋。周恩来先后起草《中国问题备忘录》，与共产国际讨论新形势下敌后持久战问题，还设法营救在莫斯科被扣的李立三。邓颖超后来写信给组织：“医生每天催他休息，可他连体温表都夹着看文件。”
1940年春，苏联专家宣布治疗告一段落，能否完全恢复要看日后锻炼。周恩来笑道：“半条胳膊总比没胳膊强，回去还有仗要打。”从此，他在公开场合常将右臂自然搭在外衣口袋，让人难以察觉残疾，却知道动作已不复从前。
回望这桩意外，人们容易把它当成英雄故事中的插曲，忽视其中的制度困境——延安缺医少药、干部忙碌至分身乏术，更别提交通引发的风险。周恩来个人的意志值得钦佩，而更该铭记的，是那代人以身许国的担当。正因如此，后来每提到这段往事，毛泽东总会沉默片刻，然后叹一句：“同志们的身体，是党的财富，要珍惜。”
1956年，北京医院的体检报告再次提醒周恩来：旧伤引发的关节炎已深入骨髓。他却依旧伏案通宵批改文件，袖口微微隆起，提醒着身边年轻人：胜利来之不易，任何侥幸和冒进都可能付出惨痛代价。这份警示，穿越岁月，值得后来者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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