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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战线上，有南潘北王之说，南潘指的是红色谍王潘汉年，北王指的是另一个谍王王超北。
潘汉年的情报工作方式与钱壮飞、熊向晖、李克农、胡底等直接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卧底有很大不同。他的情报工作方式不是躲在暗处，而是站到“阳光下”，风度翩翩地出席各种高档酒会，不掩饰身份的与国民党、日伪政要谈判、密谈，与共产国际打交道，结交社会名流，进行打听、渗透、博弈和情报交换。
潘汉年采用的工作方式很像现在的外交官，当时的潘汉年选择这种方式也是被逼无奈，可以说是被当时特殊的斗争形势逼出的一身才华。
潘汉年当年在上海开展工作时，西装领带，头发铮亮，出入高消费场所，因此被称为“小开”。小开在上海话里面是富二代的意思。实际上他还真是富二代，潘汉年的父亲是开私塾的，曾祖父乃清朝举人潘亭山，这种优雅和贵气是刻在骨子里的。
所以对潘汉年而言，那般的交接应酬，得心应手。每次任务都能顺利和成功完成，中共地下党同志称他为“路路通”，意思是没有搞不定的。
其实潘汉年文采不俗，最初是想当一名文学大家，18岁时加入郭沫若所在的创造社，笔名叫“水番三郎”，仅两年后就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创办的《革命军日报》主编一职。
潘汉年原本要沿着文学的路，儒雅的气质走完一生，但在1931年顾顺章叛变，改变了一切。顾顺章作为中央特科高级人员，太熟悉特科的思维和办事方式，为了剪断顾顺章对中共中央的一切威胁和有迹可循，上海特科推倒重建，之前的原班人马全部撤回苏区。
潘汉年作为另外一条隐蔽战线的人员，接替陈赓任特科情报和反间谍工作。潘汉年上任第一步就用强硬手腕重塑组织信心，让敌人刽子手血债血偿。
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身上血债累累，潘汉年摸清其行动规律后，交由新任行动队科长邝惠安带领特科“红队”在上海龙门路上伏击，成功铲除王斌；中统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史济美被打死在烟花巷子；叛徒谢华、熊国华等被锄奸……
1931到1934年，潘汉年担任特科反间谍工作期间，与行动科长邝惠安联手，在上海滩铲除叛逃人员和特务多人。
顾顺章的叛变让中央特科人心浮动，如何稳定军心、保障情报人员的安全和开展自救，这是大家最关心的。潘汉年思前想后，干脆剑走偏锋，发展租界高官。
当时，英法美日等帝国在上海划分了租界，虽然国民党警察、宪兵和特务遍布上海滩，但他们的执法权仅限于国民政府掌控的区域。因此如果在租界被捕，无论是谁都必须先送到租界监狱，然后走手续才能引渡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处。
潘汉年敏锐的针对这个时间差，迅速出击，通过特科情报部门一个女干部的社会关系，牵线搭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获得上海市法租界华人探长赵子柏的大力支持。
就这样他利用租界的引渡程序和赵子柏的职务之便，不仅先后解救了多名被捕的地下党同志，还能查出特科叛徒。
潘汉年利用这个方法加强了情报人员的安全感，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减少了叛变的可能，但被破坏殆尽的情报系统该如何快速恢复呢？
潘汉年很好地利用了人心，当时面对日本的侵略，不少人希望中共和国民党能化干戈为玉帛，一致对外。利用这一点，潘汉年秉承人无三六九等的原则，只要对情报有用的人，都与之交往，把各式各样的，政见不同的，三教九流的人都撮合在一起。
正是与这些各式各样的同盟者建立了联系，潘汉年才用最快的速度重建了上海地下情报站。鉴于这些大人物喜好古董文玩和琴棋书画，潘汉年特地开了一家古董店，通过业务往来将许多知名人士纳入了自己的情报网。
这些人有做过袁世凯和杜月笙幕僚，曾是袁世凯复辟的超级拥护者杨度；担任过北洋政府国会议员的老同盟会员王绍鏊；辛亥革命后曾任鄂军水陆总指挥的胡鄂公；经济交易所经纪人、工商界名流章乃器的胞弟章秋阳……
这些重要人物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国民党高层人员，利用聚会或聊天套听到很多国民党高层的动向，仅需把这些信息汇集在一起，通过分析、归纳就可以掌握国民党的下一步军事和政治动向。
通过这些人，潘汉年探听到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下属社会局情报负责人吴汉祺，在外养有小老婆，正室凶悍，对他严防死守，搞得他手头吃紧，又放不下如花似玉的小老婆，急需要有额外收入。
潘汉年不时在经济上给予吴汉祺帮助，感动得吴汉祺痛哭流涕，对他完全不设防，最终潘汉年通过此人获得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大量情报和自首人员名单。
仅仅不到一年，潘汉年重建了上海的中共情报网，而且是无所不包，从邮电局的投递员、大商场柜台的售货员，到路边摆摊、修鞋、卖报的人都拉入自己的情报网，最大限度地搜集各方信息。
依托这些人，潘汉年首创了一种更加安全的情报传递和交接方式。当时地下党人为了安全经常不仅单线联系，而且不断变换住址，如何保障沟通无障碍？潘汉年让情报交接用假收报人、假地址进行登记和邮寄，然后由邮电局内潜伏的中共情报人员，专门注意这种无从投递的“死电”。
国民党也不是等闲之辈。1935年中央特科再次遭到最为严重的破坏，交通员全体被捕，重新组建的特科执法队红队被一网打尽，队长邝惠安遇害，逼得中央特科不得不全面撤出上海，撤往苏区。
直到两年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潘汉年才再次回到上海，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和中共在香港统战负责人。这一次潘汉年的情报工作是以真实身份公然进行的，虽然没有官宣，但对国民党和汪伪政府、日本人而言完全是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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