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抹余晖也没了，奥多亚克的蛮族大军踩过废墟，一切归于死寂。
那个撑了帝国几百年的基石——奴隶制，也就这么轰隆一声塌了。
以前那些价值连城的“会说话的工具”，如今改了个名字叫“隶农”。
可在这之前整整七个世纪，这台吃人的绞肉机到底是怎么转的？
这哪是历史，分明就是一本血淋淋的烂账。
把时间往回拨到四世纪。
仗打完了，战俘没了，这台机器的燃料也就断了。
公元301年，迪奥克莱蒂安皇帝想用法令把物价定死，结果市场上出了个怪事：一个熟练工奴隶的身价，竟然是被定为普通奴隶的两倍。
以前满大街唾手可得的劳动力，现在居然成了稀缺货。
到了君士坦丁大帝那会儿，基督教势力渗进来了，教会拿到了释放奴隶的权力。
你以为这是慈悲心泛滥？
错了，这全是生意上的妥协。
奴隶主们算盘打得精：养个死贵死贵的奴隶，还不如让他们变成依附土地的农奴去种地交租子划算。
这会儿罗马广场上的拍卖槌声已经稀稀拉拉了，可在一、二世纪的帝国巅峰期，那可是地中海最热闹的地狱。
公元一世纪犹太战争一结束，九万七千人像牲口一样被赶进市场；紧接着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又是无数战俘被押上囚车。
人多得都不值钱了。
为了管这堆庞大的“财产”，皇帝们不得不定一堆法。
克劳狄皇帝就下令：扔在台伯岛的病奴如果命大活下来，就算自由人。
但这可不是仁政，而是不想负责任。
在此之前，杀个病奴对主人来说就像摔个破罐子；克劳狄只是规定，既然你把罐子扔了，要是它自己修好了，你别再厚着脸皮捡回去。
到了安东尼努斯·皮乌斯时期，无故杀奴才终于算杀人罪。
可即便这样，奴隶在法律上依然不算人。
上了法庭，他们的证词只有被打得皮开肉绽时说出来的，法官才信。
咱们凑近那个令人窒息的拍卖台看看，这才是整个系统的心脏。
不管在罗马还是以弗所，每天几千人像货币一样流通。
男男女女被扒个精光站在木台上，买家粗暴地掰开嘴看牙，捏肌肉看力气。
新货脚上涂白粉，东方来的耳朵打洞。
脖子上挂个牌子：哪儿人、会啥、有病没。
这里上演着最荒诞的一幕：贵族不如狗。
这儿缩着个希腊贵族小姐，吓得眼神发直；旁边站个高卢野蛮人，一身腱子肉。
拍卖师一喊：“壮劳力，两千起！”
大家蜂拥而上，在那帮开矿山的罗马富商眼里，这一身蛮力就是金钱。
轮到那贵族小姐，起拍价跌到谷底，买家还一脸嫌弃。
为什么？
娇气、干不了活，买回去还得防着她自杀。
在精明的罗马人眼里，她不是什么高贵的战利品，而是一个随时会赔钱的累赘，身价甚至不如一匹拉车的马。
一旦成交，等待她的就是脚镣和纺织作坊，或者更惨——被卖进妓院。
尊严？
不存在的。
她唯一的价值就是生孩子，因为生下来的还是奴隶，那是给主人赚的“利息”。
这种残酷的盛况，全靠共和国晚期那种疯了一样的扩张撑着。
回到前一世纪，那是个血与火的年代。
凯撒打高卢，一仗就卖了五万三千人。
还有海盗，以前满大海抓人，只要是活的就能在罗马换金币。
更早的时候，罗马击败马其顿，保卢斯将军一声令下，十五万以前作威作福的王公贵族，瞬间成了罗马士兵行囊里的战利品。
熟人见面不问吃了没，问：“今天提洛岛卖了多少？”
答案往往吓死人：一万。
人像流水一样进来，像沙子一样流走，每一个铜板上都沾着血腥味。
可弹簧压到了极致，是会崩的。
前73年，斯巴达克斯在卡普亚带着十二万奴隶造反，那是罗马贵族做过最可怕的噩梦。
虽然最后被克拉苏镇压了，但这代价太惨烈了。
阿庇安大道两旁，六千个十字架，绵延两百公里，尸体腐烂的恶臭好几个月都散不掉。
这惨象震住了奴隶，也把罗马人吓醒了：纯粹靠暴力压制，早晚得完蛋。
于是，系统开始自我修正。
到了帝国时代，仗打得少了，外部来源断了，罗马人就开始对自己人下手。
弃婴成了新来源，大街上捡回去养大就是白赚的劳动力。
穷人还不上债，只能卖儿卖女，甚至把自己卖了。
虽然法律废除了一些债务奴役，但在穷病面前，法律就是一张废纸。
直到四世纪，奴隶主发现拿着鞭子逼人干活太累，不如给块地让他们自己种，这就是“隶农”。
看着是不用被随便买卖了，其实是被永远锁死在土地上了。
这把新锁，比脚镣更隐蔽，也更牢固。
公元476年皇冠落地时，奴隶制其实没死，它只是换了件马甲，悄悄溜进了漫长的中世纪。
从提洛岛的一万交易量，到阿庇安大道上的六千十字架；从凯撒手里的战俘，到台伯岛上等死的病奴。
罗马的辉煌，说白了就是建立在百分之三十人口这种“非人”状态之上的。
当地基烂透了，楼自然就塌了。
信息来源：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