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下旬，北京城刚过谷雨，夜里仍有微凉。破晓时分，中南海里传来了几声黄鹂的叫声，也把江青熬了一夜的疲倦惊醒。那段日子，她正忙着整理一批外事活动的影像资料，既耗神又耗力，自认需要找点轻松的题材来“换换镜头”。花卉，成了她的第一选择。
顺着这股兴致，她让秘书杨银禄去打探北京城哪里花开得最好，还特意交代：“要颜色深、层次多，拍出来得有戏。”杨银禄多年跟随，看得出这不是一句随口的话：相机对江青意义特殊，镜头背后往往牵涉人事安排。于是，他拿起电话，第一站就拨给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吴德。
吴德接到电话后，先让办公厅连夜摸排城内外花事。很快，有人从市园林局带来消息——景山公园的黑牡丹正值盛放。那株罕见的深紫近墨的牡丹，开花时花朵足有碗口大，瓣心微泛墨红，颇能满足江青“层次丰富”的拍摄要求。吴德随即回电：“推荐她去景山。”说罢又加了一句，“陪同的人就让万里去，他懂北京。”
会后，吴德思忖再三，又把杨银禄叫住，一句朴素提醒脱口而出：“让万里多走少说。”杨银禄点头会意。江青的性情时常难以捉摸，同行者若话多，往往节外生枝，谨慎些总没错。
此刻的万里，刚当上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不久，几乎天天在工厂、工地间奔波。他对北京的街巷、园林确实熟门熟路，但对江青，他没打过什么交道。接到安排时，他只淡淡一句：“组织怎么定，咱就怎么做。”
翌日拂晓，城南宿雨方歇，景山公园新洗似的透亮。江青乘车抵达北门，只随行杨银禄与摄影组，吴德亲自站在门口迎接。万里已先一步等在那里，身着深灰色制服，面带微笑。江青步下车，眉目略一扫描花圃，语调不急不缓：“黑牡丹开得如何？”万里微微欠身：“正艳，露水未干，拍照合适。”
相机的快门声此起彼伏。江青身形微屈，对准花蕊细致取景；杨银禄站在一旁，随时递上记录板；万里保持半步距离，既不越前也不后退。偶尔江青询问，“那株是什么品种？”万里答：“似为姚黄，花径可达二十厘米。”回答完便沉默。短短数十分钟，他把握住分寸，没有多话。
不过，沉默难免令气氛单调。行至万春亭下，江青回首见万里始终寡言，忍不住挑眉：“万里同志，好像你对花也略知一二，说来听听？”话锋一转，竟是要他开口。万里心知躲不过，便从山东菏泽的牡丹讲起，引出明清时北京宫苑对花木南北互通的档案，既贴合主题，又不过分喧宾夺主。几句话之后，江青不置可否，继续埋头于取景器。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
拍摄结束，队伍两分。江青与杨银禄乘车先行，余人随后。车窗外的古都脉络由近及远，江青突然问：“万里是曲阜师范毕业？”杨银禄轻声答：“是的。”她哼了一声，未再多言。身后的车辆里，万里望着车队远去的尾灯，也不做评价，只轻叹：“任务完成就好。”
这次看似普通的“陪同”，对万里却是一次微妙的考卷。彼时“文化大革命”正酣，加之前年北京市委班子大换血，谁能安全行事，既是政治觉悟，也是生存智慧。万里得分不高不低——事后，江青在一次内部场合提到他，仅说了一句“知书识礼，话忒多”，既没夸也未点名批评。吴德松了口气，心里自有算计：风浪之中，平稳最难。
说起万里，人们往往记起两句评语：毛泽东称他“日行万里”，邓小平赞他“敢闯敢试”。可在1971年“陪游”前，他的履历已写满刀光火线。17岁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时，他是东平县贫农子弟，学费是乡亲们借粮凑来的。1936年，他在校园里听了进步讲演后递交入党申请书；那年夏天，鲁南麦浪滚滚，他提着行李踏上地下工作之路。
抗战岁月中，他在冀鲁豫边区转战，化名不下十次。敌人“扫荡”最烈的1942年，他用废报纸印发小册子，一夜之间传遍村巷；日军搜山烧村的风声中，他干脆把秘密电台埋进菜畦，自己躲进枣林。干部们说他“动作太快”，有次会议刚定方针，他便已带队奔赴前线，所以后来毛泽东戏称“别人日行千里，你是日行万里”。
解放后，他负责清理南京的财经旧账，又跟随二野南下，接管西南工业。钢铁紧缺，他跑遍川渝滇黔，一张草图一条准绳，帮几百家工厂恢复生产。1958年筹建人民大会堂，他带头熬夜盯工地，半个月瘦了十来斤。面对复杂的建筑工期，他抬头对工程师说：“北京不是展示勤快的地方，而是展示水平的地方。”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为他此后在城市建设、铁路整顿、农村改革中屡屡赢得先机。
然而，个人风格鲜明也常招来非议。到“文革”时，他被调往北京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这是动荡与机会并存的岗位。1970年“五一”，周恩来坚持把他的名字补进天安门观礼单，说明高层并未忘记这名“急先锋”。吴德之所以点名让万里陪江青，显然是看重他对北京名胜的熟悉，更重要的，是对他政治分寸的信任。
景山之行结束后，万里回到办公室，鞠了一身热汗，拖着疲惫的步子，却照常批阅文件。那年北京正在为“二七”线扩能、四元桥立交的设计方案争论不休，他在扉页写下八个字——“先地下，后地上，同时抓”。身边人推测，若非临阵出席江青的“摄影团”，那天他多半会奔去工地。可历史无法假设，他的行动轨迹就这么与一场牡丹花会交织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第二年春天，北京饭店迫于接待任务急剧增加，打算小规模扩容。饭店总经理宋新民拿着改建方案找万里批示，本想“肥水不流外人田”，把紧靠的铁道部办公楼改成副楼。万里看完，放下笔，“别修修补补，重建一座大楼，眼光放远点。”十几字敲定方向，后来那座19层的新北京饭店，成了长安街上的新地标，也是外国记者镜头里呈现首都形象的背景。
再往后，万里南下安徽，支持包产到户；返回北京，主持解决农机配套矛盾；步入国务院，他订下家规：“经我家走后门的，一概不批。”这些故事后来众所周知。倒回1971年的景山，黑牡丹如今依旧年年盛放，游人看花，大多不知当年那场“静悄悄的陪同”。一朵花，一台相机，一声“话忒多”，昭示了彼时政治空气的微妙；也提醒后人，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最难得的是清醒、分寸和稳妥行事的底线。
那些在北京工作的人常说，景山是看城的好地方。站在万春亭顶，紫禁城金瓦如潮，一条中轴线贯通南北。1971年的万里在此驻足，大概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会从这条中轴出发，走向全国改革的更广阔舞台。历史悄然翻页，草木自有年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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