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三天，通化城外的伪满“同德殿”里静得出奇。守卫已各自逃散，跟随溥仪十年的李玉琴推开暗红色的木门，看见婉容正抱膝坐在床榻一角，发丝乱成刺猬。李玉琴轻声唤道：“皇后娘娘？”婉容抬头，恍若初醒，嘴角牵动，低低回了一句：“我没事。”短短四字，却像把风吹进了尘封已久的旧案——她究竟有没有与侍卫私通？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交代材料，是怀疑声的源头之一。他写道，长春宫廷日渐萧条时，自己“查出”婉容与一名侍卫有染，遂将那人逐出。几句寥寥字句，配上后来的《我的前半生》，便让传闻落地生根。此后，部分伪满政要的日记，也沿用这种说法，好似共识，似乎再无疑问。
但史料并不总是通向同一条道路。反对的声音同样来自宫中眼线。郭布罗·润麒——婉容的胞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多次受访，他重复一件旧事：“姐姐待人温婉，我从未听过她与侍卫不轨。”润麒随溥仪迁居天津、长春，他的卧室同在宫署，不可能对“离奇绯闻”毫无所闻。更关键的是，他与溥仪关系尚可，却对姐夫的这段指控直言不讳：“那是推诿之词。”
紧随而来的另一把“否定票”，来自婉容贴身婢女崔慧茀的胞妹崔慧梅。一九八六年，她在香港报纸连刊文章，并抛出六个疑点：第一，内宫重地，外男入内需经两重门岗；第二，若真生子，十月怀胎岂能隐匿；第三，溥仪性情多疑，怎会仅“驱逐”了事；第四，日本宪兵昼夜监视，机会何在；第五，伪满主要侍从皆为怙主多年的旗人；第六，婉容自三一惨案后精神失常，难有情欲。她一句斩钉截铁的话被报纸加了粗体：“我以人格担保，此事子虚乌有！”
有意思的是，正反两方看似唇枪舌剑，却都缺一块关键拼图——时间。没有一份材料能确指“私通”发生的具体年、月、日。溥仪在笔供中写“长春”，大约对应一九三四年前后，可那时日军正将偌大伪宫编制为军事禁区，任何人员出入都得登记。当地宪兵队留下的台账至今存档，也不见所谓“驱逐侍卫”记录。
回头看看当事人。婉容一九〇六年生，选入宫时仅十七岁。她受西式教育，会英语，弹得一手好钢琴，谈吐周全，却误入了一段政治婚姻。从一九二四年被逐出紫禁城，到一九四五年长春陷落，这二十一年里，她和溥仪几乎从未享受真正的夫妻生活。溥仪的冷漠、日方的控制、宫廷的陈腐礼法，成了重重枷锁。有人记下，搬入长春的伪皇宫后，婉容一天能用掉半包鸦片；也有人说她的癫狂源于家族遗传。双重打击叠加，足以摧折心志。
此时再审视“情变”说，会发现它恰好契合了某种心理策略——一旦悲剧能甩锅给“妇道人家荒唐”，便能为溥仪失败的婚姻与政治困境寻找出口。战犯审查期间，溥仪需要更显悔罪，指责已过世的婉容，无须担心辩驳，既能彰显“自我批判”，又可减轻自身责任。不得不说，这种写法迎合了当时的政治氛围：抹黑旧皇室，强化其腐朽形象。
那婉容呢？她到底有没有过越轨之举？线索稀薄，仅余断片。二〇〇五年，北京故宫档案部公布一批内廷遗存，内有婉容亲笔信，字迹清秀，却反复提到“孤寂”“无助”。信中说：“心甚苦，然不敢启齿”。字里行间显露的，是被遗忘的年轻女子的求助，而非纵情声色的放浪形骸。
民国旧报亦有蛛丝马迹。一九三五年春，《大公报》天津版载：“宫中传来冷雨消息，皇后抱子殇，皇帝震怒。”彼时恰逢婉容突然“失踪”数月，又出现于大连医院。外界猜测不断，有人说那是难产后遗，一度成为“私生女”传闻的起点。可医疗档案证明，病因是急性肺炎并发症加上长期吸食鸦片导致的心衰。婉容并未诞下孩子，反而差点命丧病榻。
另一组常被忽视的证供，来自宫中太监夏某。他在口述史中提到，所谓“侍卫”，多是日军挑选的卫署宪兵，不与内宫接触。夏某甚至回忆，当年溥仪把一个传言中“偷看皇后的卫士”打了三十军棍，可并未驱逐，更没提“私情”二字。这和溥仪战后口供显然对不上号。
当然，绝对的答案仍藏在历史迷雾。文件难免散佚，口述亦带偏见。可是，将所有材料并列，能够看见明显的倾斜：指控多出自愿推卸责任者，辩白则来自终生贴身侍者与至亲骨肉。若再考虑宫廷礼制、外部监控与婉容精神状态，所谓“私通”愈显站不住脚。
至于婉容的悲剧，根源在于时代与制度的重压。一个满怀新学理想的女子，被迫维系陈旧皇权的体面，情感无处寄托，精神濒临崩溃，鸦片成了唯一的麻醉。历史并未给她留下辩解的机会，倒是将口舌之刀留给了后人。崔慧梅说“用人格担保”，或许带着私人情谊，却也让人重新考量那段公案的可信度。当年暗殿的帷幕早已散去，真实的婉容究竟如何，只能在一纸纸尘封档案、几句零落回忆中寻找。历史的天平，还在等待更多铁证去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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