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28日夜，鸭绿江畔的秋风已经透骨，野战医院的帆布门帘被一股急促的脚步掀开，一名值班军医匆匆留下纸条，“白马山的战事恐怕要提前。”果然，两天后，38军司令部就下达突击命令，所有参战人员名单同时封存。那份名单里，赫然写着文化教员谷中蛟的名字。多数人并不认识这位“教员”，更想不到，他旋即成为志愿军内部记忆中极为刺眼的一笔。
谷中蛟生于1929年，大学肄业，1949年10月入党。解放战争尾声，他只在后方的军管会干了几个月的抄写工作，便赶上全国胜利。那时缺文化人，他被调进38军政治部，干的活儿是编写简报、辅导扫盲。说穿了，枪毙一份材料比扛一支步枪更擅长。也正因如此，很多干部对他并无战场印象，这给后来所有的猜忌埋下了伏笔。
抗美援朝爆发后，38军列入第二批入朝序列。部队跨过鸭绿江时，他还在某桥头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标语，一副热血姿态。可谁也没想到，此人对上级口头请战表现得极其积极，私底下却一次次琢磨如何把自己排除在火线之外。偏偏高层认为，文职骨干上阵能鼓舞士气，拍板把他列进突击连，而且直接跟到前沿观察所。
时间来到1952年10月2日，距白马山主攻仅剩四天。阵地前沿的通讯坑道灯火忽明忽暗，一名警卫战士模糊看见谷中蛟鬼鬼祟祟往后撤，喝声：“干什么去？”谷装作找工具：“有份文件得马上送指挥部。”两分钟后，他趁夜色溜进深沟，再出现时，已是韩军哨所前。他高举双手，喊出一句蹩脚的英语：“I surrender， I have secret plan！”哨兵未开枪，把他押到步兵团部。审讯中，他将38军作战部署、火炮口径、集结路线细细道来，甚至画出目标坐标。韩方指挥官看完地图，只说一句：“及时雨。”
10月6日至15日，联合国军和韩军凭借提前掌握的情报，轮番实施炮火覆盖。志愿军分三波冲击，火力阵地刚一展开便遭定位射击，山体被炸得千疮百孔。战斗结束统计，38军伤亡6700余人，比预计数字足足高出一倍。对比战前作战处拟定的弹药配比，损失之大让人心惊。指挥所复盘时，发现多处泄密痕迹，谋士们不约而同想起那位不见踪影的文化教员。
志愿军撤下白马山后，谷中蛟在汉城以“孔子研究学会顾问”这一莫名其妙的头衔被秘密关押。韩方内部对他褒贬不一——利用完毕而已，谁愿意长期收留叛徒？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前夕，他被转送到釜山的战俘营；1954年，美方将部分“反共志愿者”送往台湾，他也混入其中。此后行踪更乱。有说他在台东做过海盐苦力，也有人说他转投翻译社，靠廉价稿费为生。1960年代末，戒严氛围愈加紧张，他再度躲进眷村。其后身影模糊，两种版本流传：一说1973年因肺病离世，终年四十四岁；一说娶本地寡妇，2008年寿终，墓碑上的名字不是谷中蛟，而是“谷正邦”。
“叛徒连姓都不配留。”这是38军白马山幸存者的原话。他们回忆起那场几乎全天候的炮火覆盖时，仍会下意识捂耳。若非提前暴露，白马山高地绝不至于如此惨烈。战前作战会议的攻防推演，在他那支偷藏的小本子上原封不动呈现给了敌军；每天夜里调换炮兵阵地的口令，也被他交代得一清二楚。这种细节，足以证明情报的精确度。
值得一提的是，谷中蛟“文化人”的外衣，让不少官兵曾经对他颇有好感。有人回忆，坑道里他轻声教战士识字，“信念”两个字他写得端端正正，让一群北方小伙子反复描红。谁料转身就能背弃誓言。一位荣誉连指导员后来苦笑：“当年觉得他戴眼镜看着斯文，没想到眼镜片后面是条恶蛇。”
中朝停战距今已七十余年，白马山旧址上草木早生。那座山的地形并不高峻，主峰高度区区395米，却因密集的浇筑火网留下满山弹坑。至今仍有人在顶峰拾得断裂的钢盔，一旁则立着简单木牌：此处志愿军**名。若将6700余人的番号填满，木牌足以绕山一周。数字冰冷，却提醒世人，这些人原本有机会活着回乡，或者像38军其他连队那样，在1953年的夏天踏上归途。偏偏一纸出卖，把他们推向死亡最密集的角落。
战场上，失误可以原谅，背叛绝无赦免。谷中蛟或许苟活几年、十几年，终究形单影只。他躲不了士兵们的梦，也躲不了档案袋里那份《志愿军三十八军白马山战役增补伤亡报告》。纸张会泛黄，签字不会消失。那是所有参战官兵为同袍留下的见证，也是叛徒的永久罪证。
没有公审，没有判决，历史却自有惩罚方式：名字被钉在耻辱柱上，永世抹不掉。谷中蛟遗下的不过一具寒酸尸骨，可他让6700余个鲜活的生命，再无家书，再无来日。谁高谁低，答案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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