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仲夏，沈阳奉天府的屯河码头上一片忙乱。“长官，三天没肉，弟兄们心都散了！”副官凑到卫立煌耳边嘀咕半句，声音低得只够两人听见。卫立煌却只是盯着地图，指尖在太子河一线来回划动。比起前线告急，他更担心的是存粮仅剩二十来天——枪再亮，没人吃饭也打不动仗。
他接掌东北剿总已满七个月，局势却愈发收缩。锦州、长春、沈阳三处孤点相互牵制，辽南和北宁线上零星据点随时可能被拔。最先逼到悬崖的是粮秣：仅沈阳附近就窝着近三十万官兵，加上眷属，日耗上千吨，以空运接济根本杯水车薪。范汉杰守锦州，囤粮虽多，却盘算自保；杜聿明又在长春望天兴叹。卫立煌只能动脑筋，插手“截胡”南北两线的补给，还要求美制运输机专飞沈阳。可机位有限，减一架就少几十吨口粮，风雪交加的满洲夏季，一刻也不敢耽搁。
于是，他把主意打到辽南即将成熟的高粱、谷子与小麦上。6月初，密电发至前线，要求各师新编营迅速补足兵员，随时准备“短程机动”。暗号写得冠冕堂皇，实则四字——下去抢粮。沈阳参谋本部内部流传一句冷笑话：“咱这是带着美械打连枷战，不看敌情看收成。”
7月12日深夜，卫立煌再发电令，调动三路。中间是第52军，自王家镇、东京陵双路悄悄摸向辽阳；左侧新1军沿辽河与浑河之间插下；右侧新3军借施官屯、江官屯之渡口掩护，目标孙家寨。按理说，这三支都是曾经在缅北、湘西打出名号的硬骨头，可这回角色有点尴尬：全副美式装备，却不是去决战，只是当“偏师护粮”。
52军军长刘玉章起初还怯生，见识过新1、新6军耀眼装备的他心里嘀咕：咱这身杂牌得不会丢人吧？可形势很快给了他底气。辽河、浑河、太子河三条水系把辽南分割成几片，东野四纵、九纵各自为战，一时竟让国军钻了空子。
7月14日夜幕，廖耀湘下令渡河，号称“闪电斩获”。翌日午后，捷报如雪片飞到沈阳：52军已进辽阳，新1军逼近马家店，新3军朝孙家寨一字排开。当地的高粱地、稻田、仓房，瞬间被标上“征收”两字，枪托敲着门板，老乡们无奈地交出粮袋，或推或拉，运到集结点。
四纵司令吴克华并未急于死扛。他得到情报：锦州方向的小股国军在左屯修浮桥，营口外海面出现了军舰。他估算，一旦自己过早死守辽阳，极可能被海陆夹击。于是命11师边打边撤，退到首山；12师、10师稳扎鞍山、海城，随时机动。兵力分布疏而不散，既钳制进犯，又不让对手逮住合围机会。
国军沿铁路搜粮，只见车皮装得满满，战士腰里挂着米袋子返程，一路尘土飞扬。进兵时意气风发，退兵却更急。7月19日，卫立煌下令收兵，全部回到太子河北岸。八昼夜抢粮告捷，可对线尚未缩短，东野主力也没被诱出来。刘玉章却高呼胜利，跑去沈阳邀功：“辽阳是我拿下的，新1、新3军光看热闹。”他的话虽不中听，却戳中了卫立煌的软肋——他缺的正是可一呼百应的嫡系。
卫立煌当即允其脱离廖耀湘兵团，直属剿总，与沈阳53军并称“卫系”。这步棋后来让52军在1948年10月辽西会战时能率先向营口溜逃，成为整场辽沈会战中少数得以突围的整编军。然而，也正因如此，沈阳与锦州间的北宁线被彻底割裂，国军最后的血脉被亲手切断。
回看卫立煌这次“南征”，其实不过是被困之军的无奈挣扎。枪杆子与粮袋子缺一不可，可当粮食比子弹还珍贵时，再好的美械也难解燃眉之急。辽南的广阔平畴给了他们一口喘息的空气，却掩盖不了东北战局的整体颓势。当时沈阳城内军民皆知，若补给线一日不畅，20余万人的饭碗就悬在半空；而对岸的东野，也只是冷眼旁观，任凭对手自陷泥淖。
八天的抢粮行动落幕后，太子河两岸风声又紧。卫立煌发现，自己以飞机与大车赶回的数万石粮秣，远不足以撑到秋收。更棘手的是，美械王牌新1、新3军的士气被这种“自救”式行动消磨殆尽，枪在手心却不让正面硬碰，兵头将尾暗中嘀咕：剿总是不是已无打胜仗的底气？
9月初，东野完成休整，数十万大军扑向锦州，拉开关门打狗的序幕。新1军、新3军被定在义县、黑山一带，大战未启，先捂住粮囤自顾不暇。52军此时已悄然南移，瞄准海口。有人在兵站里低声议论：“刘老总大概真想留点本钱，回关内再打。”讽刺的是，卫立煌后来飞重庆述职，正是乘坐52军预留的运输机。
当年秋风起，太子河畔的麦茬已被踩成黄泥。那条千年古河静静流淌，洗不掉兵锋，也掩不住饥饿。卫立煌统领的东北国军，就像被秋霜裹住的落叶，看似金黄，实则轻飘，一阵风便飘向了命运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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