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北海公园的湖面吹来凉风，北京军区空政文工团的排练厅里却热得像夏天。几位年轻女兵正对着镜子练习华尔兹步伐，汗水沿着鬓角直淌，其中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的姑娘，正是刚满十九岁的岑云端。她不知道，短短数小时后，命运会为她打开另一扇门。
排练结束，领舞突然通知：今晚有特殊任务——去中南海为中央首长伴舞。姑娘们愣了几秒，随即又跳又叫，手忙脚乱地换上白裙黑皮鞋。没人敢怠慢。自延安岁月起，领袖们偶尔起舞已成传统，既锻炼身体，也舒缓紧绷的神经。能被挑中，既是荣誉，也是考验。
夜色降临，乐声在怀仁堂回荡。灯光下，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陆续步入大厅。岑云端第一次见到新中国的缔造者，心跳几乎冲出胸口。曲子起，她硬着头皮上前邀舞。令人意外的是，主席步点轻盈，旋转时甚至不时轻声提醒：“别紧张，放松点。”一句话宛如暖流，她的动作顿时顺畅。
短暂的休息间隙，一位老干部把岑云端引到主席身边：“这是新来的广西小同志。”主席摘下眼镜，微笑着问：“广西哪里人？”“贺县。”她挺直腰板答道。“噢，贺县，名字很好嘛。”主席又追问：“姓岑？壮族？”姑娘点头，随即听见他风趣地说：“那就是我的广西女儿了。”一句玩笑，却在她心里刻下深深印记。
之后几年，她被多次安排到中南海演出。每当舞曲终止，主席总要和“广西女儿”拉家常：从家乡的糯米饭说到珠江的木船，从柳州的螺蛳粉聊到前线战局。身处巨人栽下的橡树阴影里，小舞蹈演员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时局风云变幻，她却始终记得那句“广西女儿”的亲切呼唤。
1960年代中期，政治氛围骤然紧绷，舞会逐渐停办，文工团成员先后分流。1965年，岑云端调回沈阳军区；1972年，她主动申请回乡，任广西艺术学院舞蹈教师。南下列车上，她望着车窗外倒退的铁轨，默默告诉自己：总有一天还要再见那位慈祥的老人。
一年后，也就是1973年3月，岑云端反复斟酌，提笔给主席写信。信不长，她先汇报了广西民族舞蹈教学的点滴，又写下对主席的思念，落款署名“您的广西女儿——岑云端”。信发往北京，她本没指望会真正惊动中南海，只当尽一份晚辈心意。
4月下旬，阳台上晾衣的竹竿还未收好，同事就慌慌张张跑来：“中央来电报，毛主席要见你！”岑云端的手一抖，湿衣服掉在地上也顾不得捡。她以为自己听错了，又被对方把电报念了第二遍，才哽咽出声。广西到北京两千多公里，此刻却像一步之遥。
5月5日黄昏，她随工作人员穿过新华门，再次踏上石子小径。会客室里，81岁的毛主席倚在藤椅，面庞瘦削，眼神仍透亮。门一开，他抬手招呼：“广西女儿来了！”岑云端泪水夺眶，“主席，闺女想您。”他笑着摇扇，“可不能光哭，跳个舞给我看看。”一曲《茉莉花》旋起，木地板轻轻作响，昔日场景恍若重现。
接下来的五天，两人每日小坐。主席关心她的教学，也问广西民改后的土地情况。谈到壮族山歌，他轻声哼起一句“布逢吉呀哩咯”，引得屋里众人会心大笑。岑云端事后回忆，这五天是人生中最亮的篇章。
临别时，主席握住她的手：“明年再来。”她郑重点头。然而岁月总是无常。1976年9月9日凌晨，收音机传出噩耗，桂林上空阴云密布。自治区连夜组建吊唁团，岑云端名列其中。北京八宝山告别大厅，水晶棺静卧，老人的面容安详。她不哭，泪已流干，只轻声自语：“爸，我又来看您了。”
葬礼后，岑云端把那封1973年的回信裱好，写着：“广西女儿来，我想见见。”落款两字洒脱有力——“泽东”。信纸略微泛黄，却成了她一生最珍贵的勋章。
有人好奇，这段父女情缘为何能跨越身份、地域与岁月？或许答案就藏在那一句亲切的称呼。主席待人以诚，年轻人便以赤诚回报；他把关怀扩散到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那份温度便在无数角落发芽。岑云端后来在课堂上常讲：“舞蹈不仅要美，更要有革命的魂。”学生们或许不懂这句话的来处，但她自己心里明白——那是老人在灯光下递来的目光，温暖、坚定，指引方向。
这一段佳话，被记录在广西文艺界的口口相传中，也留在了共和国的集体记忆。无须雕琢，也无需刻意抒情，它自会在历史的长卷里，闪耀着质朴而恒久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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