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开国少将陪同老战友去海南参观，中途发生意外身亡|开国少将|意外身亡|海南|老战友

1990年2月26日下午三点，一辆深色吉普沿着三亚通往海口的滨海公路疾驰。副驾驶座上，67岁的开国少将吴忠靠在座椅上小憩，膝头搁着摄像机。几分钟前他还和身旁的老战友商量，“到了海口，先拍拍港口，再去秀英炮台。”谁也没料到，车辆突然失控猛地撞向路边大树，巨响之后，铁皮和尘土齐飞。车厢内的木箱破裂，尖锐的金属角划破将军胸口，刹那间血如泉涌。后方一辆救护车紧急停驶援救，可惜心搏已不可挽回。吴忠倒在陌生的椰林边，这位久经沙场的“常胜将军”，生命停留在1990年的南海之滨。

消息传回北京，引起一片震动。很多人记得，吴忠是在13岁那年背着布包跟着红军走的孩子兵；也记得他1955年佩戴上少将军衔时的意气风发。可要完整理解吴忠的一生，还得把时间拨回到那动荡不安的川北山乡。

1930年春，四川苍溪小龙村的吴家被土匪洗劫，家业化为灰烬，父亲被索300大洋赎金。两年后，穷困潦倒中，年仅13岁的吴光珠听闻嘉陵江对岸有支“专打土匪”的红军部队，一咬牙，背着母亲偷偷跑去投军。为了不被嫌年纪小，他谎报两岁，改名“吴忠”，从此与家乡仅留一线书信往来。1935年“黄猫垭战斗”，他的二哥吴光玉阵亡，他本人身中数弹侥幸活下。自那以后，保家卫国、替兄报仇，成了他披挂一生的座右铭。

烽火连天的年代锤炼了胆识和手腕。吴忠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连指导员、纵队参谋、团参谋长，解放战争末年已是四野炮兵旅副旅长。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授衔那一刻，他戴上金星少将的肩章，身后是一串弹孔累累的战场记忆。可真正让他声名远播的，是1968年被调往北京卫戍区出任第一副司令员、1970年再擢升司令员，与时任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并称“二吴”。毛泽东曾半打趣地评价：“吴忠有忠，吴德有德。”外人也由衷佩服这支首都“护城河”里的主将，雷厉风行，处事果敢，却不失一腔赤诚。

然而，大时代的惊涛骇浪从不因军功而绕行。1979年1月20日，广州军区党委作出免去吴忠副司令员职务的决定。文件被滞留，等流转到手时已是2月4日，正赶上对越自卫反击战箭在弦上。换做别人，或会拂袖回京，他却选择留下继续担任南线前敌总指挥。2月20日，数路部队包围高平城，他凭侦察报告判断敌主力已撤，“应乘势猛攻。”前方电话中，他言简意赅。广州前指却指示“待北线到位，再行总攻”。字里行间透出对他职务的调整。许世友权衡再三，“老吴你来指挥！”2月24日拂晓，炮火齐发；翌日，高平光复，军委发来嘉奖电。枪声落定，吴忠仍难逃组织审查。1980年1月，他被正式免职，旋即进入长达八年的调查期。

那八年颇难熬。家属分配工作受阻，孩子徘徊在街头。有人记得他在家门口贴出两个大字：“精神。”邻居问何解，他憨厚一笑：“人嘛，不能倒。”1987年，中央结论下达：对其当年工作给予恰当评议，“无个人野心，不涉政治阴谋”。沉甸甸的包袱终于落地。同年秋，他被批准离休，搬进了北京一个老干部大院，一身疲惫换得久违的清静。

1988年五月，吴忠踏上返乡的列车。穿过米仓山隧道，苍溪的阔别烟雨扑面而来。车到黄猫垭，他默然无语，帽檐掩住泪痕。乡亲们扛起铜锣鞭炮夹道欢迎，憨厚老将只说了一句：“大家吃饱了吗？”那晚篝火旁，他细数村里新修的水渠、通电的灯泡，反复念叨“值了”。人到暮年，家乡安稳，百姓饱暖，比胸前勋表更暖心。

离休生活并不清闲。老战友常来叙旧，一壶茶，几张地图，把晚霞都聊得泛红。吴忠着手撰写回忆录，尤其钟情于1950年指挥昌都战役的那段往事。他常对朋友感慨：“那是我戎马生涯最酣畅的一仗。”为了增强资料的现场感，他特意买了台录像机，准备边走边拍，留下一份影像资料。

于是便有了1990年的海南之行。那年春节刚过，北方寒风犹劲，海南却草木葱茏。几位南下疗养的老兵兴致勃勃，想看看新成立的经济特区。吴忠自告奋勇担当“义务导游”，“我熟悉那片海，走！”热情得像个年轻文工团员。2月25日他们飞抵三亚，次日包车北上海口。司机是当地退役军人，车况也做过保养，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吴忠掏出新摄像机，对着窗外连连按下拍摄键，镜头里椰林、渔舟、修建中的滨海公路不断闪过，似乎在讲述一座岛屿的崭新篇章。

意外往往选在最松弛的瞬间。车行至陵水黎安港路段，前轮爆胎，车辆甩尾失控。根据随车人员事后回忆，驾驶员只来得及惊呼一句“不好！”随后便是一记巨响。乔木折断，车头凹陷。坐在前排的吴忠胸口中创，动脉喷血。后座老兵扑上去想替他按住伤口，吴忠却虚弱地摇头，喉间挤出一句：“别管我，先看驾驶员……”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这句未竟的话，成为留在人间的最后印记。

医院的死亡报告上写着：十七时四十五分，心搏停止，抢救无效。噩耗传来，夫人田涛赶到海口时，只能握着冰冷的手，不停呼唤。军委发去唁电，简短的悼词却概括出他的生平四字——“忠诚战士”。此后，人们在破碎行李中找到一沾血手稿，纸张皱褶，墨迹未干，标题赫然写着《记1950年昌都西路突击》。那是他没来得及完成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