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北京便陆续收到来自南亚的电报，“愿同贵国保持友好往来”。发电报的国家之一，就是两年后才完成建国大业的巴基斯坦。七十多年过去，中巴之间的互助不断加深，可若把目光投向今天的伊斯兰堡，街头破旧的面包车、狼藉的排水沟，依旧难掩穷态。这种强烈反差，常常让不少中国建设者在驻外餐桌旁相互发问：“钱没少投，为啥还是这样？”
把镜头拉远，三个结症清晰浮现：人力资本不足、政治紊乱长期化、社会观念滞后。这三道枷锁层层叠加，让巴基斯坦难以把外来援助转化为足以撬动经济的内生动力。
先看人力。巴基斯坦的独立时点是1947年，而真正意义上的教育部则要到1951年才算成型。此时的识字率仅十三点二。底子薄，奠基晚，本不是致命伤，可巴基斯坦随后二十多年里频繁政变，教育投入动辄被挪作他用，“拨款文件上是一沓数字，落到学校里就只剩一张黑板”。直到1978年，伊斯兰化教育政策才算定型，但教学目标被束缚在神学范畴，理工课程严重不足。到了2005年，全国仍有一半成年人不识字；如今每年走出大学的工程师，不过大众印象中的“计算机大国”印度的一个零头。要在这样的人才荒漠里推广数十亿美元的基建项目，其难度不言而喻。
施工现场的尴尬场景屡见不鲜。中国工程师递上图纸，译员还没来，当地工人便七嘴八舌：“Bhai， ye kaise karein？”——“兄弟，这要怎么干？”一句问话，道尽培训的艰辛。培训周期被迫拉长，成本水涨船高。人才短板不仅在底层凸显，高等学术界同样尴尬。巴基斯坦大学的SCI论文数量近年虽有增长，却屡被国际期刊点名剽窃率偏高。抄袭、套壳虽然能在短期内“拼”出篇数，却无法产出真正转化为技术和产业的原创成果。联合科研项目里，中国专家往往要事无巨细，从实验设计辅导到数据复核，大幅占用原本用来攻关的时间。
第二道桎梏是政局的颠簸。1947年至今，巴基斯坦宪政秩序几经重启，军政府与文官政府交替上台，平均每三四年便更换一届总理。没有稳定框架，就没有连贯政策。以经济规划局为例，一任部长推出“十年蓝图”，次任上台先把前任文件封存，另起炉灶。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流程因此来回折返；一旦国内动荡升级，施工一停就是数月，机械锈蚀、资金沉淀，浪费惊人。
更麻烦的是对外安全环境。与印度的克什米尔争端导致军费支出长期高企，巴基斯坦2022年国防开支占GDP比例超过百分之四，这是和平时期世界前列水平。军费上去了，基建预算便只能紧衣缩食。政局又逢风吹草动，本地商人惜投，外资更难落地，投资者稍有犹豫就被“安全风险”三字吓退。可以说，没有持久和平的政治土壤，再富饶的资源也难长成参天大树。
第三重阻力藏在社会观念。援巴工程中，技术转移条款写得清清楚楚，但真正落地时，经常遭遇“观念藩篱”。不少地方政府官员担心外资项目削弱宗教学校的话语权，设置重重关卡；部分乡绅则害怕铁路高速公路开通冲击自身垄断运力，干脆动员族人阻挠测绘。中国企业在信德省修路，曾被村民以“侵犯祖坟”为由勒令停工，现场陷入对峙。技术人员反复解释地勘结果，最终在当地长老一句“愿意多修一座清真寺吗？”的要求下才得以继续。看似荒诞，却反映了社会治理碎片化的现状：缺乏自上而下的法治统一，谈项目往往要层层“打点”，成本越堆越高。
城市街景同样折射观念滞后。卡拉奇港口卸下成箱的中国家电和机床，街角却仍有篓筐乞讨者。贫困固然让受教育机会骤减，但“学无用论”的传统观念也在作祟。在一些农村，家长宁可让孩子早早上工地、进纺织厂，也不愿多等几年投入义务教育。女童辍学率更高，越到内陆，情况越明显。人口红利变成了负担，年轻劳动力多，却难以成为合格的技术工。
中国的援建项目因此形成一道矛盾。硬件设施节节高耸，软件配套却裹足不前。卡西姆电站5条生产线调试完成后，一位巴方技术员坦言：“我们得再派五十人去上海培训，否则看得懂操作手册的都没有”。此类“软硬不匹配”的难题，在瓜达尔港、苏吉吉纳里水电站等项目上多次出现。结果是：工程建得慢，完工后服务和运营也得靠外部团队支撑，拉动本地就业的效应被大打折扣。
说到这儿，容易掉进“巴基斯坦不努力”的简单指责里。可细算一下，就会发现它并非没有奔跑：1972年重启工业化，1980年代建立国有炼油厂，本世纪又投身纺织出口和信息外包。问题在于，经济结构过分依赖外援与单一产业——棉纺、农产、劳务输出，一旦国际价格下行或者安全形势突变，财政就“吃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纺织出口从百亿美元腰斩，巴基斯坦外汇储备当年9月直坠至不足40亿美元，被迫求助IMF。至此，连年“拆东墙补西墙”的循环又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资源诅咒也在缠身。巴基斯坦境内蕴藏充沛煤田、铜矿，可矿区多在俾路支省及开伯尔-普什图省，这些地方部族武装林立。政府中央与地方在特许经营、劳务安置分配上谈不拢，常年内耗。中国公司曾试图引入现代化井工煤矿体系，设备运到港口，却在去矿区途中遭遇多次拦截。企业一看态势不妙，慎之又慎，愿意试水的只剩下寥寥几家央企和对巴情有独钟的民企。
中巴经济走廊是把双刃剑。好处显而易见，瓜达尔深水港和喀喇昆仑公路持续升级，为巴基斯坦插上了“出海”与“入陆”的双翼。可一旦项目收益分配不透明，地方群体容易将不满情绪投向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国公司。从2021年到2023年，针对中国技术人员的袭击事件就发生过四起。企业多雇佣私营安保，安保费用占项目预算的比例有时甚至超过六个百分点，进一步抬高运营成本。
经济学家常用“制度陷阱”形容巴基斯坦现状：教育缺口导致人才不足，人才不足制约产业升级；产业不升级，财政收入上不去；政府财力不足，公共教育又被压缩，形成恶性循环。中国援助像是一支强心针，但若缺乏体制修复功能，药效有限。简而言之，外部输血可以续命，却代替不了造血。
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破局的可能？并非如此。巴基斯坦有两大优势：一是位置。横亘南亚、中亚、中东的交汇处，天然通道价值极高；二是人口结构年轻，二十五岁以下人口超过五成。一旦教育、就业、治安三张网能串成闭环，“人口负担”随时能转化为“人口红利”。遗憾的是，烽火与政变把机会一次次推开。
中国在援建中也在调整策略。早期偏向于“交钥匙工程”，近十年转向“产能合作+职业培训”。和田-伊斯兰堡高速的劳务班组里，本地青壮占比已超过六成。上海师范大学与拉合尔工程技术大学共建的联合实验室，授课语言干脆采用乌尔都语，教材免费。这些尝试或许不能立竿见影，却能在土壤里埋下种子。
“你们教完了就走，我们自己能盯得住吗？”昨年冬天，一位巴方项目经理在例会上向中方负责人发问，声音里藏着焦虑。回答并不复杂：能不能守住，要看巴基斯坦社会能否同时解决教育、政治、观念三道难题。外援只是扶梯，真正的楼层还得自己一步步走。
若要总结，巴基斯坦贫穷的深层原因，不在于朋友帮得不够，而在于自身结构调适的迟滞。人才断层削弱了技术吸收力，政坛乱局挤压了财政与信心，社会观念又让改革进程步履维艰。只要这三座大山依旧高耸，再慷慨的援助也难以彻底改写经济底色。反之，一旦它们被松动——哪怕只是一点点——以巴基斯坦的区位与资源，未来依旧存在腾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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