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常提到王金英的那幢老木楼。两层小楼,带阁楼,灰瓦斑驳。周围人对女主人的印象无外乎寡言、勤快、总戴条暗红头巾。可奇怪的是,谁去串门,她总以“房里乱”为由挡在门口。久而久之,街坊也就不再多嘴,时日一长,那扇紧闭的阁楼窗便默认成了镇里无人敢问的灰色角落。

转眼到了二月初,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供销社营业员李朝红收工后拐进巷子,偶见邻家五岁的小男孩张盼盼捧着一把彩纸糖,眉开眼笑。她顺口调侃:“又是王奶奶给的吧?”小家伙摇头晃脑:“不是,是教我认字的奶奶。”童声清脆,在冷风里却像炸雷。李朝红蹲下身,再追问一句,“哪儿来的?”孩子把糖往怀里一揣,指着王金英家的阁楼:“就在上面,那个奶奶头发长,到这儿。”小手比了比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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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李朝红并非多事之人,偏偏她在供销社分管日用品,常年与王金英打交道。王家孤身一个老太,村里都心存同情,可她却从未提到还有亲戚在身旁。李朝红心头猛地一沉,灯光下那条封死的窗缝似乎变得更加阴暗。她想起自己夜班回来时,几次瞥见楼上烛火游移,分明看见人影晃动,却又被自己“老人睡不着点灯唠经”搪塞过去。

1978年春天,全国还处在揭批“四人帮”后的整顿期,公安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李朝红第二天便到了区派出所,谨慎但坚定地留下口信,请求暗查。户籍民警听完,眉头紧锁,随即派出两人以检查电路为名在附近踩点。连日夜巡之后,阁楼里那抹不合时宜的灯光再次出现,隐约还有电流细碎的嗡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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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从王金英的身世开始。档案翻到解放前:她原籍仙居县,1948年与彼时的国民党少校屠日炘成婚;1949年后“丈夫去向不详”,此条记录一直摆在户籍表角落。公安顺线查老兵名册,屠日炘之名赫然在列——黄岩一带出名的“屠家公子”,曾任浙赣线防务联络官,淮海战役后逃逸。29年杳无音讯,这可不是小数目。

3月中旬一个阴雨夜,一支七人小组在后巷布控。前门,老赵拿着报修单敲门;后窗,两名刑侦翻墙而入。一开阁楼门,一股霉尘味扑面而来,木梁缝里塞满旧报,墙角一架半旧军用电台闪着冷光。正在桌前记密码的人披着长发,听见脚步,回身喊了一句:“谁?”声音刻意尖细,却带不走喉间的雄浑。刑警沉声:“屠日炘,出来!”

那人僵了几秒,双腿一软,坐倒在地。半晌,他摘下假发,露出层层裹布下的短发茬,眼眶布满血丝。“我……我投降。”话音微颤,却说得清楚。随即,阁楼暗格被撬开,油布包裹的勃朗宁手枪、两枚意制手雷、一沓沦陷区旧版钞票以及厚厚的密码本整齐码放。角落里还有半箱玻璃真空糖果——那正是孩子嘴里的“彩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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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很快成型。屠日炘到案后交代:1950年潜回黄岩,妄图等待“反攻”,以木楼阁楼为据点,用电台收听台湾广播。他自知浮海无望,索性龟缩装女,日夜记录暗号,坚信总有一天能“起事”。29年杳无回音,本已生出迟暮之感,却在某次听到小儿嬉笑,不由心生恻隐,想起自己被“新政”夺去土地的屈辱,竟动了“培养下一代种子”的念头。糖果是从民国旧桶里翻出来的战时配给,他分给盼盼,只为博孩子一笑,没想到竟让自己身败名裂。

审讯记录中有一段插曲。办案员问:“你怎敢如此久不露声色?”屠日炘惨笑:“我信运数。只要我活着,一抹火星总会烧成燎原。”这番妄想与彼时喧闹的改革之初形成讽刺对照。调查结论指出:电台从未对外发送,屠日炘持续密切关注“敌台”讯息,持有武器与战时剩余弹药,且阴谋等待时机破坏。依据当年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法院判处其死刑,终结其“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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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英被认定为包庇罪,考虑其长期受胁迫与精神崩溃的状况,判以有期徒刑,并获减刑。至此,宁溪镇的那扇阁楼重新被钉死,成为无人再愿提及的禁忌之地。盼盼多年后考入师范,他只记得当年吃到过的“最好吃的糖”,至于“识字奶奶”,人们选择沉默。

此案在当年虽未登上头条,却被浙江公安内部视作“群众路线”破获典型,文件里写道:警惕和耐心来自人民,胜利也当回馈人民。若说历史给屠日炘的29年是什么,那是一间狭窄阁楼和漫长幽暗的自囚,而给世人的警示则近乎朴素:再深的潜伏,也敌不过一个未知的目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