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清晨，北京邮局的派送员推着满载《光明日报》的手推车，从建国门口一路穿巷而过。晨曦里，报纸头版那排加粗的大字格外扎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谁也想不到，这八千余字会掀起一场足以改变国家前途的风暴，而作者胡福明，此刻正躲在南京大学简陋的宿舍里，悄悄数着家里仅剩的几封介绍信，心里盘算：如果真被抓，还能托谁送口信。

此事要追溯到1976年冬。华灯初上，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走廊空荡冷清，胡福明抱着厚厚一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站在窗前，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再这么捂着盖着，不行。”那年他四十一岁，历经下放、复职，深知言论的分量。他的同门劝他稳妥点，他只回了一句：“哪有那么多稳妥？路得有人先走。”

接下来一年多，他白天讲课，晚上挑灯笔耕。妻子住院的那些夜晚，他把旧长凳当书桌，拿圆珠笔速记，走廊灯泡昏黄，映出一团团暗影。为了不牵连旁人，他连孩子都瞒着，稿纸写完就塞进枕头底下。三易其稿，终成文，题目干脆利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八个字，他反复掂量过，每个字像钉子，扎得他彻夜难眠。

1977年9月，他把定稿塞进牛皮纸袋，挂号寄往北京《光明日报》编辑部。投递窗口的小缝刚合上，他就抹了把汗：邮戳一盖，话就收不回来了。整整四个月无音讯，他连夜做了最坏打算，把自己曾经抄写过的课堂讲义全撕碎烧掉，只留下两件换洗旧衬衫。那阵子，他常半夜惊醒，摸摸口袋，没有拘捕证就继续睡。

转机出现在1978年1月中旬。编辑王强华来信，语气从谨慎试探改成了“再放开一点”。胡福明这才感觉事情不简单，背后必然有人在推动。四月初，他被邀请进京。站在《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办公室，胡福明心跳如鼓。杨西光开门见山：“文章得再尖锐些，能不能再把‘两个凡是’点透？”屋里静得连翻纸声都响。胡福明端着茶杯，沉了一秒，说：“可以。”那是他唯一一次在众人面前表态，却如刀锋入鞘，暗自决绝。

报纸见报当晚，南京大学校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有人激动高呼，有人低声议论，也有人皱着眉摇头。电话线被打爆，批评和掌声同时飞向作者。离京不到一周，胡福明再接到电报：中央有人痛斥此文“砍旗”，认定这是冲着“两个凡是”来的。汪东兴在山东调研时更是话里带锋：“刀子不能丢，旗帜不能倒。”对照报纸，胡福明只苦笑。砍旗也好，掌声也罢，文字已经脱手，后果只能硬接。

就在各方争论升温之际，邓小平在7月21日会见老同事时说了句掷地有声的话：“不要怕，有什么问题拿出来讨论。”这不仅是撑腰，更像一次催化。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连发评论，中央党校、北大、人大迅速组织辩论会，“真理标准问题”成了街头巷尾热词。上海车工老郑说得直白：“干活成不成，得看机器转没转起来，哪能光听口号？”一句大白话，击中了争论的核心——实践。

舆论的风越刮越猛。有人担心闯祸，也有人暗自庆幸“春天要来了”。11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西郊招开，华国锋与汪东兴被推到聚光灯下，先后作自我批评，“两个凡是”就此退出历史。紧接着，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路线大转折浮出水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新共识。会后史学界多把5月那篇文章当作“第一声炮响”，虽有些形容夸张，却也道出天翻地覆的气势。

回头看胡福明，风波过去，他依旧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辩证法。有人问他，当初怕不怕？他摆摆手：“怕，怎么不怕？可有些道理不说，心里过不去。”再问写那篇稿子图什么，他笑笑：“只是想让大家多用用脑子，别困着。”话很平淡，却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写得赤裸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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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二十多年后，当人们把“改革先锋”奖章挂在他胸前，他对着领奖台下的年轻人嘱咐：“纸上得来终觉浅，还是得去做。”掌声此起彼伏，但老先生的神情仍旧淡然，好像四十年前那个暗夜挑灯的走廊还在眼前。

胡福明的名字并非战场上的雷鸣，却在关键时刻给国家思维方式扭了一个方向盘。试想一下，如果那封牛皮纸信封被退回，或者被压在抽屉底，不知还要多走几道弯路。历史从不相信假设，可它总记得那些敢于“先伸手开路”的人。人事更迭，旗帜依旧高举，而检验真理的那条路，只能靠不断的实践去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