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1日14时03分，琼州海峡附近的渔民陈伯正在收网，他抬头忽见两架歼-8II掠空而去，银翼在阳光下闪出白光。几分钟后，海面传来一阵沉闷的巨响——南海撞机事件开始了。彼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刚才目送的队形里，有一位名叫王伟的海空卫士，即将留在大海深处，再也无法归航。
空中接敌的过程不到八分钟。王伟和僚机飞行员赵宇接到命令，从海南陵水基地紧急升空，目标是一架闯入我南海防空识别区的“庞然大物”——美军EP-3E电子侦察机。这种改装自P-3巡逻机的平台，机身长30米，满载重量是歼-8的数倍，腹内塞满电子监听设备，号称“空中信息库”。
刀尖对决时，双方的速度和意志都在比拼。王伟凭经验贴近警告，拉出示威动作，座舱盖下的手指已经掀开导弹保险罩。离他约六百米的赵宇也同步操作。电台里传来王伟的简短呼叫：“靠我近点。”这是同伴间约定的默契提醒。
多数人不知道，当时中国空军高层的底线依旧是“不开第一枪”。可意外总在瞬息间发生。美机突然向右猛倾，庞大的机翼扫过王伟座机垂尾。强烈冲击下，歼-8解体，火光与碎片一并翻滚。赵宇后来回忆：“我看到老王弹了出来，人还在椅子上。”这句话成为日后搜救行动的唯一直接线索。
通讯频道随即传来刺耳杂音。地面指挥所下达了“全力搜救”指令。接棒的护航舰艇、渔船、海警快艇鱼贯而出，半天功夫，南海北部湾的海图已被密密麻麻的搜救扇区覆盖。海面上，人们用望远镜捕捉任何伞绳或救生筏的反光；水下，驱潜直升机拖曳声呐寻找可能的金属残骸。
十万人的规模听上去惊人，却在浩瀚大海面前显得渺小。十四昼夜，浪潮涨落近三十次，海流速度每日变化可达两节。更棘手的是，当年我方缺乏成熟的个人定位装置，空勤佩戴的救生电台在海面漂浮时，信号覆盖不过十余海里，一阵热带对流雨下来就被海水短路。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目睹跳伞，为何连降落伞都没找到？答案隐藏在撞击瞬间的物理细节。歼-8的弹射轨迹向上倾斜七十度，座椅弹射后三秒自动抛伞。可在音速气流中，若飞行员失去意识，降落伞未能完全张开就会被撕裂成碎絮。残片被喷流带走，散落范围可能超过数十公里。
此外，撞击还引燃机体残油，形成的烈焰温度可达上千摄氏度。一部分碎片甚至被高温熔化，难以辨认。若王伟在弹射前已受重创，或未能及时解除与座椅的固定，坠海后沉入六百米深的海底只是时间问题。南海北部湾平均深度约60米，但局部暗沟深不可测，声呐探测盲区多如蝗穴。
搜救还遭遇一个不易察觉的对手——洋流。从广西涠洲岛延伸到西沙的东部海槽，表层流向因季风交替常变，最大可达每小时七公里。漂浮物在四八小时内就能被送往数百公里之外的公海，再想追踪几乎无从下手。
遗憾的是，当时国内尚未组建空降搜救分队。美军1960年代就在演练“空中戒护”——伞兵带着橡皮艇直接跳到飞行员落水点。我方只能依靠舰船靠近，再放小艇，这就错过了宝贵的“黄金10分钟”。后来的评估认为，这个时间段决定生死。
时间线往前推三十六年。1965年4月，海南岛以南，我国歼-6与美海军F-4B曾有过一次鲜为人知的交手。中国飞行员同样坚持不先开火，直到对方发射两枚AIM-7，才用23毫米航炮回击，将对手击落。那场交锋的经验教训，被写进了南部战区空军的训练大纲，但有些意外依旧难以避免。
2001年的科技短板，更是教训。GPS当时受到美国加密，民用信号误差百米。我军尚未全面列装北斗一号，只能用星空定位和无线电测向，这在复杂海况下效果有限。专家会后无不痛心：如果飞行服里有一枚串频定位信标，王伟的位置误差可缩小到一海里以内。
多年后，有关部门复盘事件，提出“信息链不完整”是最大缺口。救援需要空、海、天三位一体：卫星成像锁定漂浮物，高速直升机投送搜救员，水下机器人接力搜索。当年这三环都处于起步阶段，十万人换来的，只有零星油迹和几块破碎的金属。
“他肯定努力过。”赵宇在2011年的一次内部座谈会上低声说。那天他放下茶杯，窗外海风呼啸，没人接话。那句略带自责的独白，被记录在会议笔记里，后来流传不广，却格外刺心。
王伟被追授“海军卫士”称号。更深远的影响是，北斗导航系统加速列装，空军战斗救援旅于2007年组建，新式救生电台和自动充气筏成为飞行员标配。装备改进的背后，是那一串再也呼叫不应的呼号：81192。
从2001到今天，南海的天空换了新涂装，歼-20隐身机不时穿云破雾，但关于王伟的追问仍在。十万人的苦寻无果，不是因为疏忽，而是当年国家在搜救体系上的客观欠缺。每一次起飞，背后都有技术、制度与意志的共生，更有烈士未竟的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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