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越南中学历史课本，翻开是秦汉唐宋明清，合上只剩四个字：反抗侵略。
时间轴借中国朝代来标注，叙事却把中国摆成千年大反派。
这不是戏剧梗，而是正在教室里发生的现实。
学生吐槽越南史被挤成了中国史的附录，老师在两难中小心拿捏，社会舆论又需要一种强烈的民族身份。
越南历史教育的核心矛盾，就这样被摆到台面上：要讲清自我，离不开邻居；要强调独立，又必须把邻居写成压力源。
这套叙事不是今天才有。
北属时期的反抗、明朝驻军的压迫、从郡县到册封的权力网络，长久地构成越南史书的骨架。
可棘手的地方在于，骨架是靠中国来定位的——没有秦汉唐宋明清这些刻度，很多段落就没法讲。
于是越南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却长期有效的策略：用中国的方式，来说明越南不是中国。
文庙里尊孔、宗祠里祭祖、春节贴的对联沿用汉字格式，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文化习惯，越南人用它们来维持共同体，同时又在历史课堂上强调与北方的区别与对抗。
近两年的新动向，反而让这种张力更清晰。2025年，越南完成2018年通用教育课程改革的全周期落地，这是一次围绕能力导向的现代化升级，高中毕业考试也首次覆盖了新课程。
教科书换了编排、课堂强调能力训练，但古代部分的叙事框架没有大改，北属与反抗仍是主线。
网络上有学生说，中国史相关的内容比例依旧不低，做题时绕不开汉唐宋元明清的时间坐标。
与其说越南在去中国化，不如说在可控范围内微调形式，保留了实用的参照系。
同一时间，现实政治又在推着课堂向另一个方向“降温”。
南海局势不时拉紧，渔业冲突的报道隔三差五就冒出来，但教科书对1979年边境战争仍极度克制，2018版的篇幅只有寥寥数行。2025年有学者和媒体提出应更细致地纳入这一段，可官方层面明显按下了刹车。
原因并不复杂：中越关系在经贸上紧密，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正常化合作需要情绪稳态。
宣传口径趋于务实，课堂避免点燃对立情绪，这种冷处理与其说是遗忘，不如说是现实主义的取舍。
更耐人寻味的，是文化层面的“根”。2025到2026年，河内文庙依旧热闹，毕业季的年轻人来跪拜、祈福、拍照，社交媒体把它当作必打卡的城市名片。
全球祭孔活动也能看到越南的参与，儒学在越南社会的象征意义没有减弱。
网上关于文化主权的讨论会热一阵，落到生活里，宗祠、祭祖、礼制这些仍在维持，某些地方甚至保存得更完整。
历史课上说要“去”，街巷里却在“留”，两条线并行，并没有相互抵消，反倒把那种微妙的距离感维持住了。
从外部看，这是一种典型的边界国家处世法则。
竹子外交这几年被频繁提起，越南在大国之间寻找弹性空间：对华保持警惕，尤其在海上；对华也不得不依赖，从产业链到日常消费。
教育并不是孤立的系统，它在这种现实里寻找平衡点——既不全面对抗，也不轻易认同。
于是，历史教材保留了反抗叙事的主体，文化层面继续使用汉字文明的工具箱，政治上则尽量克制那些会影响经贸和安全的敏感节点。
这看起来像一场长期的精神内耗，实则是一个地区文明里常见的“共生博弈”。
越南历史离不开中国，不只是因为打过仗、设过郡，更因为制度、语词、典章和叙述方法本身就来自同一个文化圈。
拿掉这些坐标，越南史会顷刻失重；把它们全部接纳，又会失去独立叙事的锋利感。
越南选择了第三条路：沿用坐标，改写意义。
秦汉唐宋明清继续当时间表，课堂上的形容词则悄悄调整，强调主体性的抵抗与延续，把借来的工具磨成自家的刀刃。
真正的难题，不在于课本上要不要写中国，而在于怎么把与中国的关系，从单一的对抗故事，升级为更复杂的互动史。
北属可以讲，但也可以并列讲技术、制度与观念的流入如何被本地化，讲越南如何把外来的秩序改造为地方的秩序，讲边界既是伤痕也是走廊。1979年的克制可以理解，但现代史如何进入课堂，也需要延展视角，把战争、和解与经贸互嵌放在同一页，让学生理解国家如何在博弈中做选择。
教育改革的能力导向恰好提供了借口。
既然强调问题解决与历史思维，完全可以要求学生在中国朝代的坐标里，找出越南自己的制度创新与社会变迁，而不只是背诵战役与起义的名单。
把“抗”扩充为“创”，讲清楚是什么让越南始终在巨大引力场里保持自我，这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硬核叙事。
历史从来不是要删掉谁，而是要解释为什么离不开谁。
对越南而言，删掉中国，就只剩零散的神话；摆正中国，才能看到自身的筋骨。
在2025到2026年的现实里，这种认识更像一枚压舱石：地缘不会改变，贸易不会暂停，文化更不会突然蒸发。
能做的，是在同一页纸上写下两行字，一行是距离，一行是连接。
学生翻开书，看到的不再只是反抗的怒气，也能看到一条穿越千年的学习、改造与共存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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