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霸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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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老话说，择偶重品不重颜，德馨方为长久缘。】
我叫李根生。
1960年，出生在江城县五里乡八家村。
那年头，闽北的山村还浸在一片苍茫的贫瘠里。
土墙茅草屋稀稀拉拉散落在山坳间。
一条闽江支流绕着村子蜿蜒而过。
我最喜欢那河床里的鹅卵石，被经年的河水磨得光滑发亮。
但却磨不平村里人日子里的穷酸。
“根生”这个名字还有个寓意，就是爹娘盼着我能像田埂上的野草，扎下根就活得泼辣。
家里五个娃。
我排行老三，上有建国、建军两个哥，下有招弟、盼弟两个妹。
五张嘴嗷嗷待哺，把爹娘年轻有力的脊梁压得常年弯着。
直起腰时，总要“咯吱”响一声，就像那老旧的木门轴。
那时候的日子，苦得能拧出黄连水。
一年到头，白米饭是过年过节的稀罕物。
顿顿端上桌的，都是番薯米或番薯钱煮的糙饭。
这番薯米和番薯钱，可不是如今超市里包装精致的零食。
那是穷人家的救命粮。
得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番薯洗得泥点子都不剩，切成细溜溜的丝，或是铜钱厚的小圆片，再泡进大木桶里。
娘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却格外灵巧。
她蹲在木桶边，一遍遍地揉搓薯丝，再换清水冲，把表面那层甜丝丝的淀粉洗得干干净净。
那淀粉沉在桶底，就是我们说的“番薯脑”。
记忆中娘的声音带着疲惫，却总是透着一股韧劲儿，“根生，递个簸箕来。”
我踮着脚把竹簸箕递过去，看着娘把洗好的薯丝捞出来，均匀地摊在上面，“晒上两天，干透了才好存，冬天就不愁没粮填肚子了。”
薯丝在空旷的晒谷场晒得干干脆脆，用手一捏就能碎成渣。
然后装进粗布袋子吊在房梁上。
防老鼠，也防潮。
洗下来的番薯脑，倒去上层的清水，把凝成团的湿块捞出来晒干，就是番薯脑干。
逢年过节，娘还会捏一点煮糖水。
那点寡淡的甜味，却能让我们几个孩子咂摸咂摸好几天，连豁口的碗底都要舔得发亮。
只是那洗去了淀粉的番薯米，煮出来的饭寡淡得像嚼柴火，半点番薯的香甜都没了。
可就算是这样的饭，也不够吃。
娘总是把碗里的饭匀给我们，自己捧着空碗，就着锅巴喝几口刷锅水，嘴里还念叨：“娘不饿，你们长身体，多吃点。”
好在村边的河救了我们。
那时候的河水清得能看见水底的水草，鱼虾田螺河蚌多得数不清。
一到夏天。
日头毒得能把地皮烤裂，我们这群半大的小子就脱得光溜溜的，提着豁了底的木桶往河里钻。
爹给我们兄弟仨下了死任务：“每天摸满一桶田螺河蚌，拿到镇上卖了换盐换油，不然你们妹妹的花布衫就没着落了。”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把八家村周边的河沟摸了个底朝天。
哪块石头底下藏着大河蚌，哪片水草里聚着小鱼群，就是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
也正因如此，我的水性练得格外好。
能憋着气潜到河底，抠石头缝里的海葵，摸那些藏得最深的田螺。
1973年的夏天，我十三岁，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
那年的日头，不知为何比往年都要烈。
午后的阳光像泼下来的熔金，把村口那棵百年老榕树的叶子烤得卷了边，树影缩成一团。
蝉鸣却声嘶力竭，“知了——知了——”，吵得人心烦，又透着一股子乡村夏日的燥热。
河边的三块青石板，被村里的媳妇们搓了几十年的衣裳，磨得光溜溜的，沁着凉意。
河水一波波漫上来，舔着我们的脚丫子，舒服得让人想哼出声。
人群里，站着我的堂舅许卫国。
这名字在那会儿，可比村里的狗蛋、栓柱、铁牛稀罕多了。
他是我舅舅家的远房亲戚，论辈分，我得喊他一声舅。
许卫国家住山脚下，平日里见着的都是山涧小溪，哪见过八家村河这几十米宽的水面。
偏他又是个爱显摆的性子，在河边抱着块木板学了三天游泳，就觉得自己成了浪里白条。
他拍着胸脯，把胸脯拍得“咚咚”响，冲我和大哥建国嚷嚷：“建国、根生，你们俩小外甥看好了！看你舅给你们露一手，从这头游到那头，不带歇气的！”
话音刚落，他就“扑通”一声跳进河里，扬起一大片水花。
他游的是狗刨式，脑袋梗在水面上，四肢乱蹬，像只扑腾的旱鸭子。
那姿势，把我们一群人逗得哈哈大笑。
栓柱拍着大腿喊：“卫国舅，你这是刨地瓜呢！慢得跟蜗牛似的！”
许卫国脸一红，蹬得更卖力了，嘴里还不服气：“笑啥！这叫稳！”
可笑着笑着，我就笑不出来了。
河中央的水突然流急，漩涡打着转儿。
许卫国越游越慢，胳膊腿的动作也越来越乱，原本得意忘形的脸，渐渐被慌张取代。
水，慢慢漫过了他的胸口，又漫过了肩膀，他的脑袋在水面上一起一伏，像片飘摇的落叶。
“救命！救命啊！”
一声凄厉的呼喊，划破了蝉鸣的喧嚣。
河边的小子们都吓傻了，一个个站在洗衣石上，腿肚子直打哆嗦。
栓柱的脸白了，结结巴巴地说：“掉、掉深水区了……咋办啊？”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地撞着胸膛。
下一秒，我几乎是本能地“扑通”跳进河里，像条鱼似的，朝着许卫国的方向窜过去。
我游得快，眨眼间就到了他身边。
许卫国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两只手死死地搂住我的脖子，指甲都嵌进了我的肉里。
湍急的河水裹着我们，往下游的石桥冲去。
他的力气大得惊人，勒得我喘不过气，手脚都被箍住了，动弹不得。
我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再这样下去，我俩都得沉底，完犊子。
我憋足了劲，猛地用膝盖顶了一下他的肚子。
许卫国疼得“呃”了一声，松了松手。
我趁机挣开他的胳膊，往后退了两步，伸出左手朝他大喊：“拉着我的手！别抱我！你再抱，咱俩都得喂鱼！听见没？”
许卫国呛着水，咳嗽得撕心裂肺，慌忙中快速抓住我的手。
他的手心里全是汗，抖得厉害，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对不住……对不住根生……”
就在这时，大哥建国的声音从岸边传来：“根生，接着！”
一块木板飞过来，我伸手捞住，把许卫国往木板上推了推，“扶住！别松手！”
借着木板的浮力，我拽着他，拼了命地往洗衣石的方向游。
河水呛进嘴里，又咸又涩，胳膊划得生疼，可我不敢停。
我知道，我一停，我俩就都完了。
终于，我们够到了洗衣石。村里的几个大人也赶来了，七手八脚地把许卫国拉上岸。
他瘫在石板上，浑身湿透，脸色惨白得像纸，嘴唇乌青。
好半天才缓过神来，然后“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哭得像个三岁的孩子，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我以为……我以为我要死了……”
我坐在他旁边，喘着粗气，浑身的力气都像是被抽干了。
看着河面波光粼粼，心里还在“怦怦”直跳。
那时候的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场救命之恩，会在十年后，成了我姻缘的引线。
日子像河里的水，哗哗地往前流，转眼就到了八十年代。
包产到户的春风吹到了山村，田埂上的庄稼长得旺，可家里的矛盾，也跟着冒了头。
我二十岁那年，大哥建国娶了村支书的女儿。
大嫂是个厉害角色，嗓门大，算盘打得精，刚过门没仨月。
就叉着腰虎虎生威的跟爹娘闹：“爹，娘，家里四间砖瓦房，建国是老大，该分两间！我肚子里都有娃了，总不能还挤在老屋里吧？”
二嫂也不是省油的灯，跟着起哄：“是啊爹娘，建军也老大不小了，总不能让他打光棍吧？也得分两间！”
爹娘愁得一夜白头，叹着气说：“分吧分吧，都是我的儿。”
最后，大哥二哥各占两间砖瓦房，剩下一间，留给两个妹妹当嫁妆。
我和爹娘，只能在老屋旁边，用捡来的碎砖头和旧木头，搭了两间歪歪扭扭的土坯房。
屋顶的茅草是我和爹一根根铺的，墙是用黄泥掺着稻草糊的，一下雨，屋里就到处漏，盆盆罐罐摆了一地接水。
夜里，娘摸着漏雨的屋顶，抹着眼泪说：“根生，委屈你了。”
我攥着娘的手，说：“娘，不委屈。有你和爹在，哪儿都是家。”
不过，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吃公家饭的人。
要说这话，还得从1975年说起。
那年我读初中，成绩顶呱呱，本有希望考上江城县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就能当老师，端铁饭碗。
可命运偏要捉弄人，考试那天，我发起了高烧，烧得迷迷糊糊的，笔怎么都握不稳。
成绩出来，差了三分，名落孙山。
爹娘叹着气，让我回家务农：“算了根生，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就在我扛着锄头准备下地的前一天，在县一中当老师的二舅赶来了。
他跺着脚，恨铁不成钢地说：“根生是块读书的料，不能就这么毁了！我有个法子，买个居民户口，就能报考县技工学校！出来就是工人，吃公家饭！”
那时候，城里的户口金贵得很，一个户口托关系都要三千块。
三千块，在那会儿，简直是天文数字。
爹娘咬碎了牙，卖了家里仅有的三只羊，又挨家挨户地磕头借钱，东家凑五十，西家凑三十，才凑够了这笔钱。
拿到户口的那天，娘摸着那张薄薄的纸，眼泪掉了下来，滴在纸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根生啊，你可得争口气，考上技校，当个公家人，别辜负了爹娘，别辜负了这些年的苦。”
我攥着那张纸，手心冒汗，指节都攥白了。“娘，我一定考上。”
1976年，我揣着居民户口，惴惴不安的走进了技工学校的考场。
凭着扎实的底子，我以超过录取线三十五分的成绩，考上了。
三年后，我毕业了，被分配到江城县鼓风机厂，成了一名正式工人。
每月拿着三十几块的工资，穿着厂里发的蓝工装，走在村里的土路上，连脚步都轻快了几分。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带着羡慕：“根生有出息了，吃上公家饭了！”
对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来说，这就是鱼跃龙门，是祖坟冒青烟的好事。
时间一晃，到了1983年。
我二十三岁，在那个年代，已是妥妥的大龄男青年了。
爹娘急得嘴上起了泡，托了村里的王媒婆，让她给我介绍个对象。
王媒婆是个热心肠，颠着小脚跑了好几趟，终于带来了消息：“根生啊，有好事！
东村的邱招娣，二十四岁，在广州上班，模样俊得很！
更巧的是，她是你当年救的那个许卫国的老婆的亲表妹！
卫国特意托我牵线，说这姑娘好，配你正合适！”
许卫国这些年混得不错，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日子过得红火。
他记着当年的救命之恩，特意托王媒婆牵线搭桥。
相亲那天，我和娘起了个大早。
娘翻出我过年才舍得穿的的确良衬衫，熨了一遍又一遍，又往我兜里塞了两块水果糖。
念叨着：“嘴甜点儿，别木讷。姑娘家在城里待惯了，你可得好好表现。”
我们坐着村里的拖拉机，颠颠簸簸地到了东村。
拖拉机“突突”地响着，扬起一路尘土，我的心，也跟着“突突”直跳。
邱招娣家的院子，就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离着老远，我就看见猪圈旁边，站着个姑娘。
她穿着一身藏青色的粗布褂子，洗得发白，却浆洗得干干净净。
头发梳成一个低低的马尾，几缕碎发被风吹得贴在额角。
她正弯着腰，拿着菜刀切猪草，刀起刀落，动作麻利，额角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
她抬手用袖子擦了擦，嘴角还扬着笑。
阳光洒在她脸上，映出她略带圆润的脸庞，眉眼弯弯的，像一汪清澈见底的泉水。
“邱盼娣，你三姐在家吗？”王媒婆笑着喊了一声。
那姑娘猛然抬起头，冲我们笑了笑，然后露出两颗小虎牙。
她的眼睛很大，很亮，像藏着星星。
“在呢在呢，你们是来相亲的吧？快进屋！”
她指了指堂屋的方向，又偷偷看了我一眼，脸颊倏地红了，低下头，继续切猪草，切得更卖力了。
王媒婆跟我们念叨：“这是邱家老五，叫盼娣，今年二十了。她家里五个姑娘，招娣是老三，在广州做买卖呢。”
我跟着王媒婆走进堂屋，一眼就看见了邱招娣。
这姑娘，确实长得俊。
一头乌黑的卷发披在肩上，烫得洋气，是城里姑娘的时髦模样。
穿着一件浅色的纱裙，料子薄得都能隐约看见里面的衬衣。
她倚着门框站着，手里把玩着一条丝巾，眼波流转，带着几分城里姑娘的洋气和傲气。
“邱招娣，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李根生，鼓风机厂的工人，吃公家饭的。”王媒婆热情地介绍。
邱招娣抬眼扫了我一下，目光在我的的确良衬衫上打了个转，淡淡地“嗯”了一声，指了指屋里的板凳：“坐吧。”
娘的眉头，悄悄皱了一下，她找了个借口，出去和邱盼娣说话了，屋里就剩下我和邱招娣。
我坐在板凳上，紧张的手心直冒汗。
邱招娣的美，带着一种攻击性，让我有些局促。
她打量着我，像是在看一件商品。
半晌，才慢悠悠地开口，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一个月工资多少？能在城里买得起房子吗？”
我愣了一下，嗫嚅着：“三十多……房子，还没想过。”
邱招娣撇了撇嘴，没说话。
第二个问题：“你在厂里是干部吗？有没有机会往上爬？”
我摇摇头：“我就是个普通工人。”
邱招娣的眉头，皱了起来。
第三个问题：“我在广州待惯了，那边的日子多红火。要是嫁给你，一年也就春节国庆回来住几天，你能接受吗？”
这三个问题，像三块石头，砸得我哑口无言。
我看着她涂着口红的嘴唇一张一合，看着她身上那件轻飘飘的纱裙，突然觉得，我们之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
就像当年的八家村河，我在这头，她在那头，我游不过去。
聊了半个小时，我心里不得劲起身告辞。
邱招娣连送都没送，只是摆摆手：“慢走，以后再说吧。”
娘把我拉到村口的歪脖子枣树下。
那棵枣树，树干歪歪扭扭的，枝桠上挂着几个干瘪的红枣，还有几根苦瓜藤，缠着树干，结了几个歪瓜裂枣。
娘的脸色很严肃：“根生，这邱招娣，不行。太轻浮了，不是过日子的人。娶媳妇，得娶个踏实的，能跟你同甘共苦的。”
我心里有点失落，小声嘀咕：“她长得好看……”
娘狠狠瞪了我一眼，声音也沉了下来：“好看能当饭吃？
好看能跟你过一辈子？
娶妻娶德不娶色！
你看她那样子，哪像个能跟你蹲土坯房、喝番薯粥的人？
我看老五盼娣就不错，手脚麻利，性子温顺，屁股也大，好生养。是个能过日子的好姑娘。”
我还想反驳，王媒婆就匆匆追了过来。
她叹了口气：“根生啊，别想了。招娣说你太老实，没出息，配不上她。她今天下午，就坐火车回广州了。”
我那躁动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后来，在娘和王媒婆的极力撮合下，我和邱盼娣见了面。
她还是那样，穿着粗布褂子，说话细声细气的，一看见我就脸红。
我们没有去什么热闹的地方，就在村里的田埂上不紧不慢的散步。
田埂上的青草沾着露水，湿了我们的裤脚。
她跟我讲她喂的猪，讲她种的菜，讲她的两个妹妹，声音软软的。
像田埂上的青草，带着泥土的清香。
“我家的老母猪，下了八个崽呢，个个都壮实。”她笑着说，眼睛弯成了月牙。
我看着她，心里的失落，一点点被抚平。
我发现，和她在一起，我不用局促，不用紧张。
我可以跟她讲我小时候摸鱼的趣事，讲我在厂里上班的日子，讲我爹娘的不容易。
她就那样静静地听着，时不时笑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
1983年的冬至，我去邱盼娣家吃饭。
那天晚上，下了点小雪，空气冷冽，呼出来的气都凝成了白雾。
邱盼娣的娘炖了一锅鸡汤，香气飘了满院子。
我喝了几杯米酒，脑袋晕乎乎的，心里却暖烘烘的。
饭后，邱盼娣带我去了她家的猪圈后面。
猪圈后面有块大石头，我们并排坐着。
月光像一层薄纱，铺在地上，雪粒子在月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远处的村庄，静悄悄的，只有几声狗吠，还有猪圈里的猪，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月光下的邱盼娣，脸颊红红的，眼睛亮晶晶的。
她的头发上，落了一点雪花，像撒了一把碎钻。
我们挨得很近，能闻到她头发上的皂角味，能感受到她身上的温度。
风一吹，我打了个寒颤。邱盼娣往我身边靠了靠，小声说：“冷不冷？要不，我给你拿件棉袄？”
我摇摇头，鼓起勇气，牵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不像邱招娣的手那样细腻，手心有一层薄薄的茧，是常年干活磨出来的。
可那双手，很暖，暖得我心里发烫。
“盼娣”
我声音有点抖，像是怕惊飞了眼前的月光，“我想娶你。我知道我现在只有两间土坯房，工资也不高，可我会好好待你，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邱盼娣的身子颤了一下，没有说话，只是把头轻轻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脸颊，痒痒的。
我转过身，认真看着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有月光，有星星，还有我。
我低下头，轻轻吻了她。
那是我的初吻，也是她的初吻。
她的嘴唇软软的，带着米酒的甜香。
她的睫毛抖得厉害，像受惊的蝶。
“根生”
她靠在我怀里，声音哽咽，带着哭腔，“你要好好待我。不能骗我，不能欺负我。”
我使劲点头，把她搂得更紧了，眼眶也热了。
“我不骗你，不欺负你。这辈子，我都护着你。”
她的身子软软的，暖暖的，像一团棉花。
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要过一辈子的人。
1984年的五一节，我和邱盼娣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没有婚纱，没有钻戒，只有两床新棉被，还有村里乡亲们送来的鸡蛋和红糖。
邱盼娣穿着一件红布褂子，笑得像一朵盛开的美艳桃花。
拜堂的时候，她的脸红扑扑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婚后的日子，平淡如水却温馨。
我在厂里上班，她在家操持家务，养鸡喂猪，把那个小小的土坯房，收拾得干干净净。
她会把我的蓝工装洗得发白，熨得平平整整；
会在我下班回家时，端上一碗热腾腾的番薯粥，再配上一碟自制的咸菜，也能吃得香甜。
一年后，她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
我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家伙，看着邱盼娣汗湿的额头，看着她温柔如水的笑容，突然觉得，这辈子，值了。
我给儿子取名叫李满仓，盼着他这辈子，能吃饱穿暖，仓廪充实。
好日子没过几年，九十年代初，下岗潮来了。
我所在的鼓风机厂效益也越来越差，机器转得也越来越慢，最后，还是没能撑住。
我拿着一笔微薄的遣散费，回了家。
那段日子，我整天待在家里，唉声叹气，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邱盼娣没有骂我，也没有怨我。
她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放在我面前，说：“根生，天无绝人之路。不就是下岗吗？
咱们不怕。
我打听了，镇上的集市热闹，我们去摆摊卖水果，一样能过日子。”
她的眼睛亮亮的，没有一丝抱怨，只有满满的坚定。
就这样，每天天不亮，我们就骑着三轮车，去批发市场批水果。
夏天，太阳晒得人脱皮，邱盼娣的脸晒得黝黑，却还是笑着喊：“卖西瓜咯！又甜又沙的西瓜！”
冬天，寒风刮得人脸生疼，她的手冻得裂开了一道道口子，缠上胶布，还是照样搬箱子。
我看着她，心里发酸：“盼娣，苦了你了。”
她摇摇头，擦了擦额头的汗，笑着说：“不苦。跟你在一起，干啥都不苦。”
我们的水果摊，生意慢慢好了起来。
攒了点钱后，我们又开了个小杂货店，卖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
日子虽然过得清贫，却也踏实。
儿子满仓很争气，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找了份好工作，娶了个贤惠的媳妇。
后来，孙子出生了，小家伙虎头虎脑的，跟他爹小时候一个样。
如今，我和邱盼娣都已经老了。
我们守着老家的院子，种了几畦菜，养了几只鸡，还有一只懒洋洋肥嘟嘟的老猫。
春天，院子里的桃花开了，粉粉的一片；
秋天，枣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枣子，甜得齁人。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和邱盼娣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看着远处的炊烟，看着天边的晚霞。
她靠在我肩上，头发已经花白了，脸上爬满了皱纹，却还是那么好看。
“还记得那年冬至吗？”
她突然开口，声音软软的，像当年田埂上的风，“你在猪圈后面，跟我说要娶我。”
我笑了，握紧她的手。
她的手，还是那样暖，只是更粗糙了。
“记得。”
我说，“那时候的月光，真好。”
是啊，日子就像一条长长的路，我们慢慢走，走过了苦，走过了甜，走过了风风雨雨。
邱盼娣靠在我怀里，轻轻哼起了当年的山歌。
歌声悠悠的，飘在院子里，飘在夕阳里，飘在我们走过的流年烟火里。
我想，这就是凡人的幸福吧。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惊天动地。
只有一粥一饭，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岁岁年年，年年岁岁。
这样的日子，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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