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当新中国的礼炮响彻云霄时,上海外滩的洋人们却在水晶吊灯下打着精明的算盘。

他们手里攥着发黄的《辛丑条约》和民国政府的巨额借据,傲慢地认定“政权虽改,债务永恒”。

在西方列强看来,为了获得国际承认和恢复贸易,这个一穷二白的新政权不得不咽下苦酒,乖乖认下这笔高达数亿两白银的“强盗债”。

很明显,他们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骨气,也看错了时代的风向。

面对美国外交官的施压和随后的资产冻结威胁,周总理没有丝毫退让,而是以“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魄力,打出了一记漂亮的“反手击”。

这一仗,不仅让西方列强在华数亿美元的资产血本无归,更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世界:那个任人宰割、跪地赔款的旧时代,彻底结束了。

01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礼炮声还在回响,上海外滩汇中饭店的二楼包厢里,已经坐满了西装革履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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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茄的烟雾在水晶吊灯下缓缓升腾,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史蒂文斯靠在深棕色的皮质沙发上,右手端着威士忌,左手夹着雪茄,神情悠闲得像在自家客厅。他身边摆着一只黑色的牛皮公文包,拉链半开,露出里面厚厚一沓发黄的文件。

“先生们,时候到了。”史蒂文斯吐出一口烟雾,用那种美国南方人特有的拖长音调说,“政权可以更迭,但债务是永恒的,这是规矩。”

英国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威尔逊点了点头。他五十三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金丝边眼镜后面是一双精明的灰蓝色眼睛。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装订精美的资料,封面上印着烫金的汇丰行徽。

“《辛丑条约》,庚子赔款本息九点八亿两白银。”威尔逊翻开资料,手指在数字上轻轻划过,“《南京条约》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马关条约》赔款两亿两白银外加三千万两赎辽费,加上民国政府历年借款,这笔账是天文数字。”

法国领事馆的参赞勒克莱尔举起酒杯:“光是我们法国,《北京条约》就该拿八百万两白银,《辛丑条约》里又占了15.75%的份额,本息合计将近一点五亿两。诸位,该收回的利息,一分都不能少。”

史蒂文斯笑了,露出整齐的白牙:“放心,他们需要我们的承认,需要恢复贸易,需要重建经济。到时候,这笔账不认也得认。”

他的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茶几,笃定而缓慢,像在弹奏一首胜券在握的曲子。

包厢外,黄浦江上汽笛长鸣。外滩的建筑群灯火通明,那些巍峨的西式大楼——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怡和洋行——在夜色中散发着某种帝国余晖般的威严。

威尔逊望向窗外,眼神里带着某种理所当然的占有欲:“中国的政府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我们的银行从来没倒过,这次也不会例外。”

就在外滩的洋人们弹冠相庆之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南海,灯光依旧长明。

办公室的秋风从半开的窗户吹进来,吹动桌上那份《共同纲领》的纸页,发出轻微的沙沙声。窗外的梧桐叶已经开始泛黄,在路灯的映照下,一片片飘落。

周总理坐在简陋的木桌前,桌上只有一盏昏黄的台灯,一个搪瓷茶缸,还有那份《共同纲领》。他戴着老花镜,正在审阅文件的第五十五条。

“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他把这一条用红笔圈了出来,然后在页边空白处,用力写下四个字:

“绝不妥协!”

笔尖落在纸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每一个字都写得方正有力,像钉子一样钉在纸上。

秘书轻轻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刚刚译出的外电:“总理,上海方面有消息,美国使馆的人今晚在外滩聚会,据说是在商议债务问题。”

周总理摘下眼镜,轻轻揉了揉眉心:“他们还真着急。”

“要不要……”秘书欲言又止。

“不用。”周总理重新戴上眼镜,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让他们急去。有些账,该算的时候自然会算。”

他端起茶缸,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茶水。窗外的风更大了,梧桐叶簌簌地落,像雨一样密集。

秘书退出去后,周总理又在文件上批注了一行字:“一百年的屈辱,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他放下笔,望向窗外。夜色深沉,但东方的天际线,已经隐隐约约有了一丝微光。

02

1949年11月3日,北京城的第一场雪来得比往年早。外交部会客厅里生着炉火,炭火噼啪作响,但整个房间的气氛却冷得像窗外的雪。

史蒂文斯坐在沙发上,身边摆着那只黑色牛皮公文包。他今天特意穿了一套深灰色的三件套西装,袖口的金色袖扣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他的对面,周总理坐在一把普通的木椅上,身上是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脚下是一双老式布鞋。茶几上摆着两只白瓷茶杯,冒着袅袅热气。

史蒂文斯先开口,语气客气但带着某种理所当然:“周总理,今天我代表美国政府,正式向贵国政府递交一份备忘录。”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双手递过去。文件很厚,装订精美,封面上印着美国国徽。

周总理接过文件,没有立刻翻开,而是放在茶几上,然后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

史蒂文斯继续说:“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新政权有义务承认旧政权的债务和条约。美国政府在《辛丑条约》中占7.32%的份额,本息合计约合七千三百多万两白银。此外,民国政府还有多笔对美借款未清偿,包括二战期间的租借法案剩余物资款项等。这是国际社会的通行规则,也是贵国获得外交承认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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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指又开始轻敲沙发扶手,节奏慢而有力,透着胸有成竹。

周总理放下茶杯,这才翻开那份文件。他翻得很慢,每一页都仔细看,表情始终平静,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

史蒂文斯在等待的时候,目光不经意地扫过这间会客厅。陈设简陋得让他有些意外:几张木椅,一张茶几,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连地毯都没有铺。这让他更加确信,眼前这个政权需要的东西太多了,而他手里握着的,恰恰是对方最需要的筹码。

周总理看完最后一页,合上文件,抬起头:“史蒂文斯先生,我有一个问题。”

“请讲。”史蒂文斯做了个“洗耳恭听”的手势。

“这些条约是怎么签的,您心里清楚吗?”周总理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慢,很清晰。

史蒂文斯愣了一下:“周总理,这些都是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式协议,有文本,有签字,有国际见证。”

“我再问一遍,”周总理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直视对方,“这些条约签订的时候,中国人民同意了吗?”

这个问题,把史蒂文斯问住了。他张了张嘴,下意识地想说“这和民众有什么关系”,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空气凝固了几秒。

周总理继续说,语气依然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刀刃一样锋利:“1842年《南京条约》,鸦片战争打败了签的,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1860年《北京条约》,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签的,英法各拿八百万两白银。1895年《马关条约》,甲午战争打败了签的,赔款两亿两白银,加上赎辽费三千万两。1901年《辛丑条约》,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签的,本息加起来九点八亿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

他顿了顿,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史蒂文斯先生,这些条约,哪一个不是用枪炮逼着签的?哪一个征求过中国老百姓的意见?”

史蒂文斯的手指停止了敲击,他感觉到自己的领口有点紧,下意识地伸手整理了一下领带。

“周总理,这……这是历史问题,但按照国际法……”

“国际法?”周总理放下茶杯,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起来,“强盗抢了东西,给你写张欠条,然后告诉你这符合‘强盗法’,所以你必须认账?史蒂文斯先生,这就是您说的国际法?”

这句话说得极重,史蒂文斯感觉到额头开始冒汗,那是他三十年外交生涯中从未有过的感觉。

周总理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史蒂文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那些用武力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承认,也永远不会承认。”

他转过身,目光锐利得像鹰隼:“签约的政府已经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强盗的欠条,我们为什么要认?”

史蒂文斯坐在沙发上,突然觉得这个房间的温度比窗外的雪天还要低。他想说点什么,但发现自己一时语塞。那些他准备好的外交辞令,那些关于“国际惯例”“国家继承”“互惠原则”的说辞,在这样的质问面前,突然变得苍白无力。

“如果贵国拒绝承认这些债务,”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在国际社会上会遭遇很大的困难。”

这是在威胁,虽然说得很委婉。

周总理走回座位,重新坐下,倒了杯茶推到史蒂文斯面前:“史蒂文斯先生,喝杯茶,压压惊。”

这句话说得云淡风轻,但史蒂文斯听出了里面的深意。他端起茶杯,发现自己的手微微颤抖,茶水差点洒出来。

周总理看着他,缓缓说道:“您刚才说,美国希望与我们建立正常关系。我很欣赏‘正常’这两个字。什么叫正常?平等,才叫正常。拿着一百年前的欠条来要债,这不叫正常,这叫讹诈。”

史蒂文斯放下茶杯,他发现自己整理领带的动作变得频繁起来:“周总理,我需要向华盛顿汇报今天的谈话内容,希望贵国政府能够慎重考虑。”

周总理也站起来,伸出手:“史蒂文斯先生,我们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两人握手,史蒂文斯感觉到对方的手掌温暖而有力,而自己的手心却在微微冒汗。他拎起公文包,快步走出会客厅。走到门口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周总理还站在那里,背对着窗户,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但他的身影却异常清晰,像一座不会移动的山。

史蒂文斯在风雪中离开外交部的那一刻,远在上海的威尔逊正坐在汇丰银行温暖的办公室里,但这股寒意很快就会传递到他身上。

威尔逊正在和伦敦总部通电话。“是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有文件。”他对着话筒说,语气里带着某种职业经理人式的自信,“根据我们的统计,汇丰在华资产折合三点二亿美元,中国政府历年借款本息累计一点七亿美元……什么?北京方面有消息传来?”

他的表情突然僵住了,话筒里传来伦敦总部的声音,说了很长时间。威尔逊的脸色从红润变成苍白,最后变成铁青。

“这不可能……他们怎么敢……”他喃喃自语,手指紧紧握着话筒,指节都发白了。

挂断电话后,威尔逊瘫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的黄浦江,眼神空洞。他望着对岸浦东的农田,突然想起二十八年前,他刚到上海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在中国,只要你有钱有势,就可以横着走。

他信了,而且信了二十八年。但今天,他第一次产生了怀疑。

03

这种外交上的僵局,最终演变成了赤裸裸的经济对抗。1950年,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降至冰点。

1950年12月16日,深夜。北京外交部的译电室里,一盏孤灯还亮着。值班的译电员正在破译一份来自华盛顿的加密电报。

电报很长,译了足足半个小时。译完后,译电员看着纸上的文字,愣了好几秒,然后飞快地跑向周总理的办公室。

周总理那晚没有回家,他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刚躺下不到一小时,就被敲门声惊醒。

“总理,紧急电报。”译电员递上文件,声音里压着某种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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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披上外套,接过电报,借着台灯的光看起来。他的表情很平静,只有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电报内容很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