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的一天，一封电报送到了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看完后，眉头紧锁。
电报上说，四川龙潭寺出了事——一支前往当地进行接管工作的解放军代表队，被一伙土匪伏击，几名干部和警卫牺牲了。
这封电报很短，字数不多，但分量极重。
那时候，全国刚打完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力已经败退到台湾，按理说局势该稳了。
可谁也没想到，西南腹地却还藏着这么一股子火药味。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西南的土匪问题其实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片地方山高林密，地形复杂，自古就不好管。
清朝末年官府的手很难伸进去，百姓受了欺压，往往没别的选择，只能逃进山里。
到了民国，情况更乱。
各地军阀忙着互斗，没人真正在意底层人民的死活。
那些年，很多人是活不下去了才当匪的。
尤其是抗战后、大批士兵退伍没人管，解放战争打得激烈，西南成了不少逃兵和失地农民的避风港。
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想做坏人，但形势逼人，最后只能靠抢来维持生计。
可到了国共决战的后期，这些人就变了味。
蒋介石临走前看得清楚，他的军队挡不住了，但西南这些地头蛇也许还有点用。
于是，他下了道命令，给不少山头土匪发了“委任状”，封他们当将军、团长，还偷偷送去一批枪炮。
说白了，就是把他们当成留在大陆的“钉子”，继续给新政权添麻烦。
这下，土匪可不是原来的那帮穷小子了。
他们有了武器，有了名头，有了外援，甚至开始钻营地方势力，和一些地主、旧军官勾连在了一起。
像龙潭寺那伙人，就是典型。
他们不只是山匪，还有人通国民党特务，行动前情报都打听得一清二楚。
解放军还没到，伏击就安排好了。
那封电报送到北京的时候，不少人都被惊了一下——战争结束了，可鲜血还在流。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不能再拖了。
西南剿匪，必须全面展开。
短短几天后，六个大军区开始调兵，150万解放军战士直接进驻西南。
这数字放在今天听起来吓人，但那会儿真是不得不这么干。
原因很简单：如果不解决这些匪患，土地改革搞不下去，农民不敢种地，政权根本立不住脚。
不过，话说回来，这场仗并不好打。
和辽沈、淮海、平津这些大战不一样，西南剿匪几乎没有固定阵地。
土匪藏在深山老林，有的甚至躲在天然溶洞、地堡里。
解放军白天打，晚上还得防。
更难的是，很多地方根本没路，部队一调动就得靠人扛马驮。
一开始，军队的主张是“以劝为主”。
宣传队进村讲政策，给土匪家属写信，劝他们投降。
不少人听了劝，从山上下来交了枪，后来还真的成了民兵或者地方干部。
可也有些人根本不听劝，甚至被抓了放了又重新上山。
这种人，多半是受过国民党训练的，或者是那些杀人越货成性的老匪头。
他们不信新政权，也不怕死。
对付这种人，只能“该硬就硬”。
有个叫谭席珍的，就是典型。
他是川东一带出了名的匪首，早年当过兵，后来落草为寇。
国民党败退前，他接受了宋希濂安排，带着人马和枪支固守山头。
谭席珍对解放军极其仇视，手下分成七股人马，活动范围极广。
那时候负责剿灭他的，是王近山。
王近山在解放战争中打过硬仗，这次也没含糊。
他开了好几天作战会议，最后决定围而不打，先把谭的地盘封死，切断补给。
40天里，解放军围住了方圆二十华里，断粮断水，天天喊话，劝投不成就强攻。
最后打下来，活捉了六千多人，击毙上万。
谭席珍本人也没能逃脱。
战斗结束后，王近山在作战总结会上说了一句话：“这些人不是普通敌人，是历史问题的集中爆发。
要根除，得从根子上动手。”
这话，说得不重，却很准。
剿匪这事，光靠军队解决不了。
后来，地方政府开始发动群众，成立民兵队伍，村村设岗，人人参与。
大字报、广播站、土改宣传队一起上。
很多原来怕得不敢说话的百姓，也开始站出来举报线索。
四年时间，西南剿匪基本告一段落。
根据当时的统计，解放军共歼敌116万人，缴获火炮800门、枪支60万多支。
但这场胜利，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据《西南剿匪纪实》记载，解放军有超过两万名干部在战斗中牺牲，还有数十万人因疾病、劳累、战斗等各种原因伤亡。
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牺牲，是一段段埋在山林中的故事。
有些人，连名字都没留下。
后来人去问当地老人：“那年，你们这儿是不是打过仗？”
老人点头，指着山脚说：“那边有几座坟，都是那时候埋下的。”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在龙潭寺打埋伏了。
参考资料：
赵树凯，《西南剿匪纪实》，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谢本书，《王近山将军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
中央电视台，《纪念建军80周年——共和国13年西南大剿匪纪实》，2007年7月12日播出。
澎湃新闻，《百年瞬间丨新中国剿匪斗争》，2021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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