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春天，北京。
一个湖南口音的中年人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手里攥着一封写了好几个月的信。
纸张有点发黄，边角也卷了，握得太久了。
他叫贺凤生。
这天，他不是为自己来的，而是替他已经去世的父亲来见一个人——毛泽东。
说起来，毛泽东那时候已经是国家主席，但贺凤生见到他时，毛主席第一句话却是：“你是贺晓秋的儿子？他救过我，我一定得见你。”
这事儿听起来像传奇，可在当时的湖南农村，像贺晓秋这样的人多半没留过名。
他不是什么革命烈士，也没进过党，甚至早年间连个正式身份都没有。
可就是他，救过毛泽东两次。
要说第一次，那得追溯到1925年春天，毛泽东回到韶山搞农民运动。
那会儿的湖南，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宗族、土豪、旧军阀、保卫团交错横行。
毛泽东回乡发动农民翻身，实际上是直接动了这些人的根本利益。
很快，通缉令就贴上了墙，毛泽东成了“要犯”。
那时候消息不灵，乡下人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但知道谁被通缉。
毛泽东必须尽快撤离，可路上都是眼线。
他找到贺晓秋，说了自己的处境。
贺晓秋没多问。
他让毛泽东换上郎中的衣服，坐上花轿走小路出去。
他自己则一路打点，遇到盘查就说“郎中给我母亲看病”，还递了点土特产和烟钱。
一路上磕磕绊绊，好在轿子遮得严实，毛泽东得以脱身。
谁也没想到，那一次救命，成了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次在韶山共处。
第二次相见，是两年后。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
毛泽东带着剩下的队伍一路撤退，最终到了南县。
那时他极度疲惫，身边的人也不多了。
最危险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从后面紧追不舍。
毛泽东去找贺晓秋，那时候贺晓秋已经带着家人逃到丁字堤，种地为生。
他没多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跟我来。”
他们钻进山里，走的都是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路。
白天藏在竹林和废弃庙宇，晚上赶路。
山里冷，地上潮，毛泽东咳得厉害，贺晓秋就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盖上。
那几天几夜，连口热水都喝不上。
到最后，毛泽东要走了，贺晓秋塞给他几块银元。
毛泽东摇头：“不能拿。”
贺晓秋没说话，就往他怀里一塞，转身就走了。
这之后，两人彻底失联。
通讯条件太差，贺晓秋也没再离开南县。
他后来写过一封信给毛泽东，信送到了，但他们再也没见面。
直到1960年，贺凤生带着那封信，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毛主席看到信的时候，有点愣住了。
他把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抬起头看着贺凤生，问：“你父亲还好吗？”
贺凤生低声说：“父亲前年去世了。”
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我给你两个特权，有困难可以找我，有意见可以直接说。”
这话当时没人敢当真，可毛主席是认真的。
贺凤生在北京待了几天，每天都有人接待，安排得妥妥的。
他说了家乡的情况，说了大食堂饭菜太稀，孩子们饿得上不动学，说了种田不自由，分不到粮。
毛主席听得很认真，一边问一边记，最后说：“你说得对，要改。”
1966年秋天，贺凤生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这次时间不长，只说了几句话。
毛主席问了一句：“你们那边现在怎么样？”
贺凤生说：“比以前好多了。”
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实话。”
贺凤生后来回到家乡，做了几十年普通农民。
他从没用过“特权”去办私事，也没人因为他是“毛主席亲戚”就给他开绿灯。
他种田、参加队里的劳动，到晚年住在砖瓦房里，和村里其他老人一样。
有人问他：“你就没想过去当个干部？”
他只说了一句：“我爸要是知道我靠那两次救人去当官，他会骂我。”
那封信后来被他藏在老屋的墙缝里，直到去世都没再提起。
参考资料：
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贺凤生口述，韶山市地方志办公室采访记录，1986年内部资料。
胡乔木主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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