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西伯利亚某地的一个战俘营，温度低到零下三十度。
一个日本俘虏刚挖好地基，手还没来得及暖，就倒在雪地里再也没起来。
附近几个同伴看了一眼，没有说话，继续锯木头。
那时候，谁停下来，可能就是下一个。
这事儿听起来像小说，但确实发生过。
地点是真实的，人也都是真的。
只是很多年之后，名字已经模糊了，留下的只是一串串数字和一些零碎的回忆。
那会儿，苏联刚刚赢下战争，德国投降，日本也宣布无条件投降。
可是在中国东北，还有一支将近百万人的部队没动——日本关东军。
这支部队当时的装备不算差，人数也多，但实际上已经是纸老虎。
苏军一发动“八月风暴”行动，整个东北战场几乎是兵败如山倒。
短短几周，上百万的日军就被俘了六十多万。
有的当场死亡，有的当年年底被释放，还有五十多万人，被送往苏联境内，成了战俘。
说到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战俘不是应该被遣返吗？
是的，按理来说是这样。
但那时候苏联国内的形势很特殊。
苏德战争打下来，青壮年死了几百万，西伯利亚的矿山和重建工程急需劳动力。
于是，这些日本战俘就被“暂时安排”去了西伯利亚。
官方说是劳动改造，实际上就是强制劳役。
他们到那儿后，第一件事不是吃饭，也不是休息，而是自己动手盖“房子”。
没有现成营地，也没人帮忙。
用的是冻得像铁块一样的原木，盖的是能勉强遮风的木屋。
那种冷，不是穿几件衣服能挡的。
很多人连棉服都没有，穿着单衣干活，冻得手脚发紫。
1945年到1946年那个冬天，有个叫斋藤邦雄的日本兵活了下来。
他后来写道：“我们营地里，三分之一的人没熬过那个冬天。”不是生病死的，是冻死的。
有的刚倒下去，没来得及处理，就被堆在一起。
后来木材不够了，有些尸体就被扔进矿炉当柴火烧。
这事儿听得让人心里发紧，但在当时，没人觉得奇怪。
更难以想象的是，他们最怕的人，不是苏军军官，不是看守，而是一群穿白大褂的人——苏联女护士。
这事儿说起来挺反常理的。
可那时候，护士不是来救命的，她们负责的是体检。
一旦被她们判定为“健康”，那就意味着要去干最重的活。
矿井、林场、铁路，活儿累得要命，冷到骨头缝里，一不小心就冻伤、摔倒、再也起不来。
而“体弱”的人，有时候反而能留下来做些轻活，甚至暂时休养。
所以，每次体检前，很多战俘都想尽办法让自己显得“病恹恹”。
可护士们也不是傻子，办法比他们多。
有时候甚至给他们喝用不明植物煮的汤水，说是补维生素。
到底有没有用，没人说得清。
很多战俘后来回忆，护士说话从来不带感情，分配工作像在给牲口分圈。
有人偷偷说她们是“白衣死神”，可谁也不敢当面说。
不过最惨的，还不是这些男兵。
有一万多名女战俘，也被送去了西伯利亚。
她们大多是随军护士、文职人员，还有一些是军官的家属。
并没有直接参战，但也没得到什么特殊待遇。
女战俘刚到那会儿，和男战俘一样得自己盖房子。
力气不够、工具不全，进度慢得要命。
第一场雪下来，很多人还没住进去，就冻死在野外。
没人管她们是不是女人，活要干，饭得抢，冻了只能自己咬牙扛。
可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夜晚的脚步声。
晚上，如果听到皮靴在营地里响，那就意味着有女战俘要被“带走”。
没人知道她们去了哪儿，也没人敢问。
有的第二天回来了，神情呆滞，话都不会说。
有的就再也没回来。
那时候没人讨论“人权”这个词，也没人敢谈论“性暴力”。
活下来已经是侥幸。1977年，日本厚生省做过一次统计，这些女战俘中，只有八千多人最终回了国，三千五百多人葬身异国他乡。
苏联方面后来也不是完全没反应。
比如增加了棉衣供应，改善了伙食，甚至出台过一些保护战俘的命令。
但能不能落实，效果怎么样，那就很难说了。
每年依然有大批人死去，有些营地甚至没能留下完整的名单。
这些人后来有没有回国？有的回来了。
大多是1950年代初分批遣返的。
可他们回去之后，大多选择了沉默。
有的怕被当成“失败者”，有的则是真不愿再提那段日子。
东京、名古屋、札幌……那些回国的人分散在各地，过着普通的日子。
邻居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他们曾在西伯利亚挖过矿、烧过尸、盯着白衣护士的背影发抖。
这事儿后来在日本也不是特别被强调。
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些回忆录才慢慢出版，但关注度一直不高。
可能是因为太沉重，也可能是因为太难堪。
不过不管后来怎样，那些冬天的雪，那些冻僵的手指，还有夜里皮靴的声音，都确实发生过。
被记下来了，也就不会完全消失。
参考资料：
西野真一郎，《シベリア抑留者たちの記録》，岩波書店，1983年。
日本厚生省，《海外引揚及び遺家族援護局年報》，1977年。
斋藤邦雄，《シベリアの雪と死》，中央公論社，1968年。
田中利幸，《日本の戦争責任》，岩波書店，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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