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旺：古代史研究所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与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大体经历了建所初期的初步发展期、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的繁荣期、21世纪初年的萧条期和2020年以来的新发展时期。新时代如何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破局，从而推动古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和自主体系的构建，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一

195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一所、二所虽然没有经济史学科的专业设置，但所内研究人员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积极参与重大理论问题讨论，在古代经济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发起了所谓“五朵金花”的讨论，其中“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均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

一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界围绕经典著作中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不同形态与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区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标准，以及封建社会形成的条件和途径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甘泉梳理了当时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总结出有“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和“魏晋封建论”三种不同意见（江泉：《关于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问题的讨论》，《人民日报》1956年7月4日）。其中郭沫若提出的“战国封建论”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为《中国史稿》的编写奠定了理论基础。林甘泉赞成战国封建论，强调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两种类型（《封建社会一定要从领主制开始吗？——关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普遍规律的商榷》，《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侯外庐则主张秦汉封建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5 年，《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新建设》1959年第4期）。杨向奎赞成西周封建论（《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册1962年，下册1964年》。

二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侯外庐仔细辨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认知，梳理了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及其原因（《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商兑之一》，《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杨向奎认为春秋以后是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林甘泉分析了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具体途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贺昌群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相继完成了《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对汉唐时期的土地所有制作了系统的探讨。

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傅衣凌时为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傅衣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持续关注明清时期的商人、市民经济和农村社会经济等问题，强调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通过考察资本主义萌芽在手工业、农业和对外贸易中的表现，探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基于历史研究所与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辑的“清乾隆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刘永成、刘重日等探讨了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参见刘永成《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五朵金花”讨论是分析经典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从而难免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历史所专家学者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呼吁求真务实地开展古代经济史研究。但由于研究人员较少，且未形成合力，研究成果呈散点状分布，研究范围涉及货币、军屯、赋役、客户、盐务等领域。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57年）结合考古发现，梳理了中国古代货币的发展，他还探讨了明代军屯制度及王府庄田（《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明代的王府庄田》，《历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等。相关成果还有孙毓棠对秦汉纺织业和北宋赋役制度的考察（《战国秦汉时代的纺织业》《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关于北宋赋役制度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张泽咸对唐代客户、陈高华对元代盐政的研究（《唐代的客户》《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历史论丛》第1辑）。

二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经济史学被作为新时期历史学的突破口，逐渐受到重视，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历史研究所经济史学科逐渐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经济史”为特色的学科体系，通过施行有组织的科研，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人员和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研究时限遍及中国古代史的各个断代，古代经济史研究进入繁荣期。

这一时期经济史学科发展主要体现在经济史研究组与徽学研究中心的设立，经济史料的编纂与研究，经济史研究项目的规划与有组织科研，经济史论著的繁荣。历史研究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国内经济史研究的重镇。

一是经济史研究组与徽学研究中心的设立。1980年，历史研究所为加强古代经济史研究，设立了经济史研究组，由孙毓棠、刘永成负责。据不完全统计，经济史研究组除两位先生外，还有张泽咸、郭正忠、陈柯云、张雪慧等。经济史研究组成立后，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均以“社会经济史”名义开展，先后编定了《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著目录》（齐鲁书社，1988年）和《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前者收录了1900年至1984年上半年国内（含港台）发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著目录近二万条，主要由陈柯云、张雪慧完成。后者为1983年10月由历史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起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研讨会”论文的结集，论文集就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经济结构、财政体制、经济统计资料等进行了研究，主要由郭正忠编选。后因部分成员退休，或研究方向转移，经济史研究组撤销。

历史研究所徽学研究的成就最初主要是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刘重日、刘永成等发起倡议，呼吁加强徽州文书研究，成立了“徽州文契整理组”，不久陈柯云、张雪慧转而参与整理徽州文书。刘永成1988年申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徽州文书整理与研究”。《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宋元明三代徽州田土买卖文契辑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收录了历史研究所藏宋元明三代徽州田土买卖文契。《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选取了历史研究所所藏南宋至民国的七百余年间的2820件文书、簿册90部，分为“宋元明编”“清民国编”出版，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周绍泉、栾成显、阿风等相继利用徽州文书，撰成系列社会经济史论文，特别是栾成显所著《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徽州鱼鳞图册研究》（黄山书社，2025年）是重要的经济史论著。张雪慧《民族社会经济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收录了作者1980年代以来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及其与中原地区关系史的文章，推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

二是经济史料的编纂与研究。历史研究所历来重视史料的编纂，为此曾设立史料编纂组。为促进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所先后编定《中国社会经济史资料》两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1993年），强调社会经济史研究是整个历史科学研究的基础，而搜集、整理经济史资料又是发展该项研究，并有助于当代建设事业的基础性工作。这两辑收录了谢桂华、周年昌《秦汉物价资料辑录》，陈高华《元代钞法资料辑录（上、下）》，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漕赋资料（一）、（二）——选自顺治朝内阁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农业雇佣关系史料——选自乾隆朝刑科题本》，王曾瑜、陈智超、吴泰点校《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陈绍棣《秦汉货币考古资料辑录》，郭正忠《宋代盐法资料类辑之一——北宋前期东南盐法资料编年汇纂》，李伟国、吴旭民点校《淳熙三山志（节选）》等。

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中、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将笔记资料引入明代经济史研究。郭正忠、蓝克利共同编著的《数学典籍索引：秦汉至宋社会经济史料》（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系统校勘考证了算学著作中的社会经济史料，奠定了科技史和社会经济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基础。相关成果还有历史研究所、中国第一档案馆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上、下，中华书局，1982年），王春瑜、杜婉言《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王竹楼等编《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汇编》（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怡、唐宗瑜《秦汉赋役资料辑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三是经济史项目规划与有组织科研。历史研究所向来注重有组织的科研。20世纪80年代，所内组织了《中国屯垦史》（上编，农业出版社，1990年；中编，农业出版社，1990年；下编，农业出版社，1991年）的写作。该书上编自原始社会至秦汉，中编自魏晋至宋元，下编述及明清，全面考察了中国原始社会至明清各历史时期农业与屯垦发展的历史样态。该书不设主编，而是集体编写，虽然难免小有重复，但角度、详略不同，互为补充，开创了集体项目管理的新途径。

林甘泉为推动封建土地制度史研究，组织了由童超、宋家钰、郦家驹、陈高华、刘重日，刘永成、周绍泉、张雪慧为成员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课题组，旨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古代历史实际相结合，论述中国封建时期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规律，进而阐明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与欧洲历史发展的异同，总结出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发展的特点。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仅能看到由林甘泉、童超执笔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课题，被列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最终成果为九卷本《中国经济通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2000年），林甘泉作为该课题组织者之一。古代史研究所的同仁承担了其中的四卷，包括周自强主编的先秦经济卷、林甘泉主编的秦汉经济卷、陈高华主编的元代经济卷、王毓铨主编的明代经济卷，郭松义参与了清代经济卷农业和人口部分的撰写。

先秦卷全面考察了中国史前诸物质文化状况、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商、周、春秋战国各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分析了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从而揭示了先秦时期生产力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规律。秦汉经济卷系统探讨了当时的基本经济区、基本生产单位、产业结构、经济类型和社会经济形态，指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性生产，而封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可以并存。元代经济卷系统考察了蒙元时期生产、交换、分配诸环节，阐明了元代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不可或缺的地位。明代经济卷探究了明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交通运输、城镇集市、食盐茶马等部门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管理政策等，认为商品货币关系和城镇经济发展是明代经济发展的特征。这部中国古代经济断代史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的生产状况和经济发展脉络，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四是经济史论著的大量涌现。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的20余年间，历史研究所的同仁出版了很多经济史论著，涉及经济史的诸多方面，尤以土地制度、租佃关系与阶级结构、财政与赋役制度、部门经济史、城市与海洋经济史等研究成果最为丰硕。

1.通史与断代史。鉴于当时没有一部封建社会经济通史，田昌武、漆侠主编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四卷（齐鲁书社，1996年），朱大渭、张泽咸、陈智超、郭松义分别为第二、三、四卷主编，刘驰、胡宝国参加了魏晋南北朝部分的撰写，牛来颖、吴丽娱参加了隋唐部分的撰写。

断代经济史方面，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利用甲骨文、金文等考古资料，系统梳理了商代的社会、自然环境、人口、土地制度、财政制度、部门经济，是研究商代经济的一部力作。杨升南、马季凡《商代经济与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方国经济。林金树等《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全面总结了明代经济发展由单一经营到农工商并举的特征和趋势。

2.土地制度、租佃关系与阶级结构研究。历史研究所同仁依然延续对封建土地制度的研究，林甘泉、童超《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极具代表性。林甘泉、童超、周绍泉著有《中国土地制度史》，张泽咸、郭松义著有《中国屯垦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此外，宋家钰对唐代均田制的研究（《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李锡厚对均田制的研究（参见《均田制兴废与所有制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郦家驹对宋代土地制度的探讨（参见《宋代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都值得关注。

周远廉、谢肇华《清代租佃制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利用清乾隆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考察了土地占有关系、土地买卖、以及实物分成租制、实物定额租制、货币租制、押租制等，分析了永佃权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刘永成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租佃制度分为隶属型租佃制、依附性租佃制和自由租佃制（《中国租佃制度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

张泽咸、王曾瑜等梳理了隋唐、宋代的阶级结构，在确定户口分类概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地主、农民两大主体阶级及商人、手工业者和奴婢等非主体阶级（《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财政与赋役制度研究。财政史研究集中于唐代。张泽咸详细考察了唐五代时期赋税和徭役的流变，将赋役的变化与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的变动相结合，见解独到（《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001年）系统而全面地探讨了唐代财务行政、财政机构和财政收支的演变，展示了国家财政收支特色，分析了财政与货币、物价、政治和商品经济的关系，以及唐代财政在中国财政史上的意义，自成体系。相关论著还有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6年）。

4.部门经济史研究。农业方面，张泽咸按区域探讨了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农业发展状况（《隋唐时期农业》，文津出版社，1988年；《汉晋唐时期的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郭松义研究了清代人口、农民和农业等问题（参见《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与农民》，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

工商业方面，张泽咸探讨了唐代手工业和商业（《唐代的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吴丽娱、郭正忠、陈高华分别探讨了唐宋和元代的盐业经济（参见《盐与唐帝国：唐代的盐法、财政与国家复兴》，河北教育出版社，2025年；《宋盐管窥》，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郭正忠还研究了两宋时期城乡的商品货币经济和3至14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考察了清代西北的茶马贸易和准噶尔、哈萨克、土尔扈特等民族的民间贸易。

5.城市与海洋经济研究。城市方面，陈高华考察了元大都和元上都两座都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海洋经济方面，陈高华、吴泰由泉州湾沉船的发现注意到海外贸易的重要学术价值，所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是国内第一部有关海外贸易的论著。他们继而将视角移至海外交通。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及陈高华等《中国海外交通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考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在维护中外友好往来，科技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地位。相关论著还有张泽咸、郭松义《中国航运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

20余年间，历史研究所构建起了涉及所有断代的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重镇的地位。这些成就是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取得的，也与经济史学科全方位发展相一致。《中国史稿》的编写使部分科研人员开始重视古代经济史研究，断代经济史的编纂催生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清代租佃关系的推进则与乾隆刑科题本的利用有关。就研究方向而言，由最初的生产关系研究，延伸到生产力等领域。但以上研究多以断代史为基点，贯通性研究偏少，以求真为目的的历史白描居多，对当时学界出现的施坚雅中国区域经济模式、黄宗智小农经济研究理论的思考不足。经济史组则因没有稳定的集体课题导向而未能持续。

三

历史研究所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在21世纪初的10年间进入萧条期。原本从事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代学者相继退休，在职学者的研究方向多发生转向。或因在经历20余年的发展以后，古代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而在前人基础上继续研究，既囿于经济史资料的的局限，也难以突破历史实证的研究路径，短时间无法获得相应的学术成果，加之社会史、文化史的冲击更加剧了这一状况。新进所的科研人员以古代经济史为博士论文者很少，从而造成了历史研究所21世纪初10年经济史研究的萧条期。

这一时期，李锦绣在参与《中国审计史》第一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的基础上，深化了对隋唐时期审计机构、体系、法规和活动的研究，结集成《隋唐审计史略》（昆仑出版社，2009年）。杨振红利用新出土张家山汉简，提出战国秦汉名田宅制说（《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牛来颖从《天圣令》等律令、建筑等新的视角探讨唐代社会经济。张国旺专注于蒙元时期的盐业研究（《元代榷盐与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陈高华主持的“《元典章•户部》校释”在经过多年整理校释后，开始逐卷发表。历史研究所曾鼓励古代经济史课题立项，但因科研人员研究方向转移、工作调动等诸多因素，经济史相关研究成果不多。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经济史研究成果较之第一个10年略有好转，这得益于万明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研究、“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究”项目的设立以及新引进科研人员所著博士、博士后论文的出版。万明通过整理《万历会计录》等资料，系统探究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提出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新论（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明代中国货币化研究：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陈高华、张国旺曾参与“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究”项目，所著《元代灾荒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通过数理分析，系统探讨了蒙元时期灾害发生史和防灾救灾措施，荣获2023年度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

一些新进科研人员陆续修订、出版了各自的博士、博士后论文。按时间排序有李成燕《清代雍正时期的京畿水利营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张兴照《商代水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李艳玲《田作畜牧：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7世纪前期西域绿洲农业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吴四伍《清代仓储的制度困境与救灾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孙景超《宋代以来江南水利、环境与社会》（齐鲁书社，2020年）、张燕蕊《汉代与孙吴国家基层管理手段比较研究：以出土简牍为中心》（华夏出版社，2022年）等。但因为所处研究室的学科发展规划安排和个人研究兴趣的转向，能够持续从事经济史研究者依然不多。

四

挖掘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意蕴，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是我们建构新时代中国古代经济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一些高校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史不能再为西方经济理论作注脚，而应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自身历史脉络探讨问题，为此加强了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先后设立了经济史学系、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客观上推动了经济史学科的发展。

经济史研究是历史常识和逻辑分析的结合体，需要厘清经济发展的实况，同时强化内在逻辑分析，两者不可偏废。近年来简帛的大量涌现，出土文书、纸背文书的发掘和碑刻、地方志、档案的充分利用，为推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导，数理分析、社会科学理论被引入和借鉴，跨学科研究受到重视，为推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2019年，中国历史研究院建立，历史研究所更名为古代史研究所。随着以古代经济史研究为旨趣的学者的加入，古代史研究所形成了一支贯通中国古代的经济史研究队伍。李锦绣的唐代财政史研究，朱浒的清代社会经济史、灾荒史研究在学界享有一定的声誉。石洋的秦汉财政史研究、齐继伟的秦汉赋役制度史研究、吴姚函的隋唐俸禄与盐业研究、王申的宋代货币财政研究、张国旺的金元经济研究、李鸣飞的元代货币研究、吴四伍的清代仓储和海洋经济研究、邱源媛的清代旗地与庄园研究、王正华的明清土地制度和土地关系研究，黄一彪的明清土地产权与区域经济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标志着古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后继有人。这些研究人员既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又有宏阔的理论视角，更善于摆脱成见，勇于创新，使我们在继承前辈求真务实优良学风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成为可能。古代史研究所的古代经济史研究进入新发展期。

2025年9月，古代经济史研究室、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心成立，为恢复和发展古代史研究所古代经济史学科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目前综合诸位学者的研究方向，可集中在中国古代市场发展史研究，中国货币、财政与国家经济治理，传统土地制度与土地关系研究，中国历代自然灾害与灾害治理研究，区域经济与海洋经济史研究等方面。

新时代为古代史研究所古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将经济史研究推向深入，从而实现破局，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梳理所内前辈经济史研究的成就，团结国内外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力量，结合当今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以历史学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强化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深入发掘传统文献与民间文书的资料价值，融合断代研究与长时段研究，开展中西方经济比较研究，充分利用数智技术，凝炼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特色特征，从而廓清中国古代经济史发展脉络和影响经济发展的历史因素，回应西方经济史学界对中国问题的误读误解，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史学支撑。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建设成果。

作者：张国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