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柳白】特朗普政府上任一年来的“狂野操作”,令世界进入又一轮震荡期。
“永远要警惕衰落中的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1月21日以此为题刊发评论文章,以1956年英法苏伊士运河事件为历史参照,讨论了美国在相对衰落时期的行为模式。
作者指出,即使由理智的领导人执政,面临地位焦虑的衰落强国也容易采取非理性行动。美国虽在绝对实力上仍居首位,但面对在种族、文化、制度上迥异的中国的崛起,美国可能比当年衰落中的英国更加煎熬。特朗普的激进外交正是这种结构性压力的极端体现,但即使换作普通领导人,美国也可能因地位下滑的焦虑而对外强硬。
文章写道,七十年前,同处衰落期的英国与法国试图以武力夺取苏伊士运河。吊诡的是,这两国当时皆非由明显的沙文主义者领导。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时任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堪称战后唐宁街10号最有修养的主人。
这正是地位焦虑使理性者行鲁莽之事: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打一场无望的战争,英国则置身自认为无前途的欧洲联邦计划之外——这些误判的影响持续至今。
当然,美国的衰落不似当年英法那般急剧。它仍是世界最强国家,只是优势缩小。
但从另一角度看,美国的衰落更为痛苦。英国尚可自我安慰将霸权移交给了同属所谓民主世界、英语文化、白人主导的超级大国。相反,美国输给的中国毫无这些共性。因此尽管美国地位下滑的客观幅度远小于当年英国,主观感受上却可能更煎熬。衰落于谁手,事关重大。
美国总统特朗普
若将特朗普这般人物置入这个等式,便不难理解对格陵兰的轻慢、在加勒比海的炮舰外交,以及其他苏伊士式的重振威望之举(或许只是稍成功些)。
但即便在正常总统领导下,美国此时也可能行为不端。焦虑于地位的国家必须虚张声势。坦然接受衰落的超级大国实属罕见。
作者认为,要证明这不只是特朗普的个人问题,可回顾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已对“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秩序”躁动不安。且不论入侵伊拉克,布什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极度蔑视即是明证。这并非对他的指摘。骨子里亲西方的布什不信任其中部分内容是对的。关键在于,美国对法条主义世界秩序的不满早于特朗普。必然存在某种结构性因素长期困扰美国,那就是衰落。
尽管美国本世纪在绝对意义上表现惊人(经济、科技皆然),其相对衰落仍难被直观感知。但它确实存在:
近年来美国制裁效力有限,在人工智能领域艰难保持领先,中国敢于在西半球拥有战略资产。对华军事优势已非千禧年之初的光景。即便是普通共和党总统在此情形下也会肆意出击,纵使不如特朗普那般不计后果。
“永远要警惕地位下滑者。”作者称,过着比出生时更好生活的人,难以理解逆向坠落之痛。即便是轻微的地位下滑也能令人失衡。
特朗普的行为只是某种必然现象的极端版本——它可能正在发生,近期曾发生,未来也可能重现。
修昔底德的名言“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近来备受追捧。人们被要求凝重地点头称是,仿佛它道出了国际关系残酷而普遍的真理。
果真如此吗?此言暗示国家随实力增长更具侵略性。然而美国在1946年特朗普出生前后正值鼎盛,生产全球半数工业品且垄断核武。拥有如此权势的美国并未对弱者“为所欲为”,反而建立“马歇尔计划”与北约——开明自利的杰作。
因此,美国行为的黩武转向实则发生在相对衰落期。
领导力可解释部分原因,其余皆属结构性问题。国家居于巅峰时更易展现慷慨。而当地位动摇,偏执与侵略便乘虚而入。因此在美国习惯“超级大国之一”(而非“唯一超级大国”)的新角色前,我们应预期其反复无常。英法最终接受了现实,尽管它们跌落的幅度更为剧烈。
“特朗普选择怒斥,但换作他人处其位,恐怕亦然。”作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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