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洁凝
由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均是在地球上占地和人口少，却能成为国际大都会的城市，因此坊间有很多评论会利用新加坡的情况，来与香港作直接的比较。虽然，新加坡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城市，这种直接类比或有机会构成悖理。然而，学习不同地区的优点，取长补短，以作为政策改革的参考亦不失为过。本文旨在从最近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解除反对党领袖一事，给予香港特区政府要强化行政主导，强政励治的启示。
香港在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已再没有反对派。反观新加坡却于2020年正式在国会设立反对党领袖的职位，目的是希望回应新加坡民众对在国会辩论中，有更多元化观点的强烈愿望。黄循财总理在2026年1月15日给工人党的公开信中表示，“反对党领袖办公室肩负重任。在国会，反对党领袖领导其党员参与法案和动议的辩论，并提名成员进入专门委员会。反对党领袖也可能被要求代表国会出席国家活动和与外国政要会晤，并接收涉及国家利益的机密简报。因此，反对党领袖办公室获得额外的资源和支持。
担任此职者必须秉持最高的诚信标准，并赢得民众的信任，才能代表国会和新加坡人民履行这些职责。”而在2025年5月3日大选之后，毕丹星Pritam Singh继续成为新加坡反对党领袖。他是印度裔新加坡工人党员，自2011年5月7日起，他一直是新加坡国会阿裕尼集选区的国会议员。自2018年起，毕丹星从刘程强手中接过工人党秘书长一职，2020年至2026年出任反对党领袖。
黄循财指出，地方法院裁定毕丹星两项向国会撒谎的罪名成立，亦证实了委员会先前的调查结果。毕丹星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被驳回。黄循财表示：“这一法律结果具有最终及决定性的效力，必须予以尊重，因此毕丹星并不适合继续担任反对党领袖。”虽然他完全接受法院的判决，但他对判决结果感到失望，并且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调查结果。相较于香港的立法会，行政长官并不能以议员在立法会说谎来告上法庭，因为香港立法会议员在立法会会议和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享有发言免责的特权，目的是让议员能自由地质询政府、辩论公共利益，而不必担心因言论受法律追究。
如果我们从议员发言权来比较，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权力，确实比新加坡国会议员高许多。不过，由于香港昔日的反对派滥用了这个权力，曾作出无止境的拉布令立法会不能正常运作，在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之后，香港只有“爱国者治港”，反对派从此在议会消失。
虽然，毕丹星被黄循财罢免，对香港并没有直接的法律或制度上影响，香港传媒亦鲜有报导。然而，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分析，亚洲两大金融中心在对公职人员诚信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同方法。首先，在治理架构上，香港和新加坡截然不同，两个城市均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一方内部议会决策对另一方的直接影响为目标。香港实行行政主导，特首由1500人的选举委员会间接选出并中央政府任命，立法会议员中，有很多亦是选举委员会委员，即议员有权决定特首的人选。新加坡总统任命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领袖担任总理，国会议员主要透过选举产生。
其次在对议员的行为准则上，毕丹星被免职的理由主要是因为他向议会委员会撒谎而被法院定罪，总理黄循财将其免职的理由是需要维护“议会的尊严和廉洁”。香港的治理近年更注重“爱国者治港”以及旨在“推动改革”，对公职人员的诚信要求有下降之势。
最后，在立法意识形态上的比较，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把反对派纳入体系之中，总理邀请工人党提名毕丹星的继任人，而没有删除此职，表明其仍有意尊重反对声音。至于香港现在的立法会更注重效率，回应市民希望有更多元化观点被弱化，以有限度的五光十色来反映资本家和劳动阶级的意见。若香港真的要强政励治，在注重行政主导和效率之余，中央政府不妨考虑在政治稳定后，让香港重拾百花齐放的社会氛围，才能真正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同时，亦要高举诚信和廉洁，以赢得市民的信任，挽回久以疏离的民心。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