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风巨浪中的小小纸船|吴健雄|李政道|束星北|爱因斯坦|物理学家|王淦昌|纸船|邓稼先

之前我们用两期节目聊了杨振宁的学术成就，他对中国科学界的贡献，以及他和李政道之间的恩怨，还有他所遭受的各种非议。

回看杨振宁的一生，不可否认他的命和运都非常好。但更重要的是，人生中的所有重大抉择他都做对了，极富智慧，不仅成就辉煌，而且人生的各个方面都非常圆满。

这期节目，我想和你聊聊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的命运。

杨振宁在他90岁生日的时候，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沐光而行的一生，如斯如愿，理想奉献的一生，不屈不折，幸福圆满的一生，无怨无悔。”

而与他同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的人生，就远没有杨振宁这般完满了，因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终命运也就天差地别，甚至是叫人唏嘘与悲叹的。

之前的节目我们说到，杨振宁李政道那一批青年才俊，都是在45年左右去往美国留学，拿的都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可很快到了49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内战结束，新中国成立。

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选择继续留在大陆，也有一些去了台湾，或者远走海外，其中有文化名人胡适、傅斯年、林语堂这些人，科学界有地质学家朱家骅，考古学家李济，还有我们前两期节目中提到过物理学家吴大猷等等。

杨振宁那一批留学海外的年轻人也面临同样的现实选择，是归国？去台湾？还是继续留在海外深造，搞科研？

当时就有许多留学生，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到大陆，支援新中国建设，其中就有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同窗好友，邓稼先和巫宁坤。

邓稼先

今天我们都知道邓稼先是两弹元勋，但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享受到多少荣誉，因为当年研发核武器是高度机密。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3年后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但是一直到20多年后的1986年6月份，邓稼先作为中国核武器研究主要奠基人与开拓者的身份才被解密。而一个月之后，他就因早年遭遇核辐射，导致的癌症离世，年仅62岁。

对杨振宁最大的争议在于，他到底是爱国科学家，还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问题我们上期节目已经回答过了，对此很多人都会用邓稼先与杨振宁做对比。

邓稼先和杨振宁，是少年同学，终生挚友。两人都出生在安徽书香家庭，父亲同为清华教授，也有多年之交。他俩便自幼相识，一同就读于崇德中学，西南联大，之后赴美深造期间也保持密切联系。

邓稼先去到美国普渡大学，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在物理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天分，本来很有希望和杨振宁李政道一样，成为名满世界的物理学家，但在1950年，邓稼先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放弃了海外优越的生活环境与科研条件，在拿到博士学位第9天，就踏上了回国的客轮。

1957年杨、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举世瞩目的华人物理双子星。1958年，邓稼先参与核武器的绝密研究，从此隐姓埋名28年。

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杨振宁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中国核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中有邓稼先的名字。

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杨振宁第一次回国，他向周总理开列了一张想要会见的人员名单，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邓稼先，这位已经阔别了22年的挚友。杨振宁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因为他的名单，救了邓稼先一命，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核物理的科学家。

当时正值十年浩劫期间，邓稼先和10多名核物理科学家被集中在青海211基地，隔离审查，批斗迫害，身心都遭到重创。罪名之一竟是：“会外语就是特务！”，当时炸弹专家钱晋就因拒绝承认这个虚假罪名被拷打致死，邓稼先的处境极为危险。

因为杨振宁的点名，周总理立刻下令将邓稼先从青海召回北京，连带着于敏、陈能宽等多名科学家这才免遭进一步迫害。这件事情是后来邓稼先都已经去世之后，他夫人许鹿希到美国与杨说起的，令杨振宁大吃一惊。

当时我就是看到了这件事，才打算做这几期讲述杨振宁的节目。因为从他的经历、选择与命运，以及他身边人的选择与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让我们重新思考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到底是他的个人能力，还是对时代大势的判断与把控？又或者是人力所不可为的运气与天赋呢？

杨振宁与邓稼先在北京见面，但邓稼先没有说自己所遭受的种种，对自己常年来的工作也是闭口不谈，只是叙旧。临别前杨振宁忍不住问了个问题：“中国造出原子弹，是不是有费米的学生，美国人寒春的参与？”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与奥本海默相熟，整个曼哈顿计划雇佣了近13万人，奥本海默领导着上千人进行核心研发。

而邓稼先呢？58年接受任务后，带着28个大学生就去了渺无人烟之地，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搞研发。前期有苏联支持，但第二年两国就闹掰了，苏联科学家全部撤走。尽管原理已经基本清楚，但到工程化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能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

对于杨振宁的问题，邓稼先由于保密要求不能直接回答，同时又不愿欺骗自己的老朋友。邓稼先说：“我去证实一下再告诉你。”杨振宁也心领神会，没有再追问。

邓稼先随后向组织汇报了这件事，经周总理批示同意，亲笔给杨振宁写了一封信，如实相告：“中国的原子弹除了在1959年早期得到了苏联极少的援助以外，都是我们自力更生造出来的。”

信的末尾还留下了一句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收到信的时候，杨振宁正在接受上海市领导的宴请，他看了信之后，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离席去洗手间平复心情。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工业部研究所副所长，继续从事核研究工作。

1979年，在一次实验中，飞机投放的氢弹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砸在地上。正在现场指挥的邓稼先，只身冲进试验场，查找原因，遭受巨量辐射，直接导致7年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直肠癌去世。

在他生命还有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时候，《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在头版刊登报道“两弹元勋—邓稼先”。一个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28年，却对新中国发展起到巨大作用的名字，才重新被大众所知晓。

直到1999年，建国50周年之际，邓稼先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而这个时候距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已经过去了35年，距离他离世已经过去了13年。

2021，在杨振宁的百岁寿宴上，他再次提起了50年前，邓稼先送给他的那句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他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自信地跟你说，我后来的这50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的，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杨振宁与邓稼先，所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命运与价值符号。

杨振宁说：“科学超越了国界”，而邓稼先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杨振宁以个人天赋与奋斗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享受着耀眼的光环与优渥的生活，在中美两个国家间游刃有余。而邓稼先，一生都艰苦清贫，忍辱负重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英年早逝。

杨振宁代表的是科学的自由精神，追求真理，不受政治与民族主义的束缚。而邓稼先代表的是科学的使命精神，他是一名科学家的同时，还与中国的革命牺牲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以及儒家的忠诚信仰完美对齐。

最终，杨振宁成为了全人类的伟大物理学家，而邓稼先成为了中国的悲壮英雄。在对他的满怀敬意之中，难免有一声沉沉的叹息。

但不管怎么说吧，邓稼先将的一切奉献给了自己坚信的伟大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无怨无悔的，尽管生前没享有万人敬仰的荣耀，但他的事迹也会被后世的国人所铭记，若在天有灵，他也一定倍感欣慰。

邓稼先所能得到的这样一切，是同为留洋美国，回归祖国的青年才俊巫宁坤，所无法奢望的。

巫宁坤

巫宁坤是中国著名的英美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他在1980年被平反之后翻译的。他曾用9个字总结自己命运多舛的一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巫宁坤1920年出生在江苏扬州，比杨振宁要大两岁。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老师是沈从文。2年之后，巫宁坤报国参军，成为美国飞虎队的翻译。又过了2年他到美国为来美受训的中国飞行员担任翻译，他对抗战是有直接贡献的。

抗战胜利后，巫宁坤就留在美国求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1951年，就在巫宁坤准备博士论文的时候，接到了燕京大学发来的邀请，让他回去任教。巫宁坤毅然决定放弃博士学位立刻动身回国。

临行前，哥大的同学前来送别，其中就有好友李政道。就在二人道别之际，巫宁坤突然问了一句：“你为什么不回去呢？”李政道笑了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也没在意，一笑了之。

两人再次见面那就是28年之后了，那个重逢的场景令我极为动容。

燕京大学是1919年，由美国和英国基督教会创办的，创始人以及第一任校长是大名鼎鼎的美国传教士、外交官司徒雷登。

1952年，因“清除美帝文化侵略”，燕京大学被拆分撤销，各个科系调整到清华、北师范等高校，校址从此变为北京大学，巫宁坤也被调配到了南开大学。

很快，时代的风浪骤起。

巫宁坤曾为飞虎队当翻译的经历，在美国留学的背景，以及他研究英美文学的专业，再加上他直言不讳的性格，使他在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从此漫长的苦难开始了。而就在同一年，自己昔日的同窗好友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奖。

巫宁坤先是被投入半步桥监狱，之后被送往北大荒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垦荒，挖土豆。1960年又被转移到河北清河农场继续改造，负责清理死于饥荒的尸体。

当时正值三年大饥荒时期，一边是艰苦的体力劳动，另一边是要人命的饥饿。巫宁坤全身水肿，奄奄一息。

如果说上天对他还有一丝怜悯的话，那就是给了他一位好妻子。他在南开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和自己的学生李怡楷相恋结婚生子。李怡楷出生富商家庭，是基督徒，她一生都与巫宁坤患难与共不离不弃。

在丈夫被划为右派的时候，有相关人员来劝李怡楷离婚，她断然拒绝。她跟巫宁坤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会日夜为你祈祷，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坚守对生活的信念！”

就在巫宁坤自知命不久矣的时候，给妻子写信，让她来看看自己，也是给自己收尸。李怡楷很快赶到劳动农场，看到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丈夫，同时又看到旁边有女子带着9岁的孩子在为自己死去的丈夫收尸。

李怡楷心急如焚，火速赶往北京，找到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求他救自己的丈夫。或许院长被李怡楷的真情所打动，以调用巫宁坤当教授为由给他办了保外就医，巫宁坤这才保住了性命。

但平静日子没过多久，十年浩劫开始，更大的风暴袭来，巫宁坤被打成“牛鬼蛇神”再度遭受各种批斗，关“牛棚”。出了“牛棚”全家都被下放到生产队劳动。一直到1974年1月，他被调到安徽师范大学教书。后来1979年，巫宁坤被平反，终于摘掉了右派的帽子。

就在他回到北京办理平反手续的时候，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了老同学李政道回国访问的消息，大为激动，便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朋友。此时李政道贵为国宾，百忙之中抽空和巫宁坤聊了几分钟，并送了一本亲笔签名的书给他留作纪念。

此时二人已是云泥之别，李政道是诺贝尔奖得主，归国访问所到之处都是最高规格的接待。而自己这28年风雨飘摇，在无尽的劳改与批斗中度过，如今就是个刚刚得以平反的普通教员。

巫宁坤不禁回忆起20多年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的日子，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怀抱赤子之心奔赴祖国，怎想，万里回归落虎穴，一事无成两鬓霜，往事种种辛酸皆涌上心头。

有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如果当年是李政道回国，而自己留在美国，今日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1991年，巫宁坤从国际关系学院退休之后，便携妻女前往美国定居。1993年，巫宁坤的自传《一滴泪》以英文在美国出版，诉说了自己一生的苦难，也揭露了那个时代的疯狂与人性的丑恶，在西方世界引发巨大反响。

但这本书又给巫宁坤招来祸事，国际关系学院的领导震怒，因为书中的一些内容指名道姓，让单位内一些老同志无法接受。于是学院强行砸开巫宁坤在北京的家，收回了住房，并且停发了胡宁坤和妻子两人的退休金。

之后，巫宁坤一再写信给学院申诉，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直到1999年，巫宁坤写信给当时访问美国的一位领导人，此事才得以解决。学院同意恢复巫宁坤夫妇的退休金，但此前78个月停发的拒绝补发。

2019年，巫宁坤在美国去世，享年99岁，“我归来，我受难，还好，我幸存……”。这样的故事，说来着实令人的心口堵得慌。

在那个年代，每个知识分子都如同在时代洪流中激荡的一叶孤舟，个人根本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沉浮，只能任由风浪的摧残。

束星北

我再跟你聊聊李政道的启蒙恩师，束星北的故事。

1972年10月17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第一次回国访问的李政道，周总理希望他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比如介绍一些国外的科学家来中国讲学之类的。李政道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并不缺乏优秀的人才，只是他们没有被启用，比如说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李政道不知道的是，他的老师此时正在青岛医学院扫厕所，并且已经扫了12年！

束星北是谁？他是杰出的物理学家，气象学家和教育家，才华横溢，天才中的天才，被誉为中国的爱因斯坦。又是中国科学界可贵的具有骑士豪侠独立精神气质的知识分子。除了李政道，之前我们提到的验证宇称不守恒的杰出华人实验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吴健雄女士也是束星北的学生。

束星北早年在美国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学习物理与数学，之后到英国在爱丁堡大学获得物理硕士学位，又到剑桥大学跟随著名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学习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就是他的这位老师用日全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随后被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助教。

这时束星北已经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并且走到了世界学术的最前沿，而那个时候他才25岁。

1931年，束星北学成回国，便再也没有出去。如果他没有回去的话，会不会多一个获得诺奖的华人呢？犹未可知。

束星北天赋之高，在中国科学界凤毛麟角，性格之强，在中国知识界也无出其右。

回国之后，束星北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物理教官。一次，蒋介石来校视察召见了束星北，当时“一二八”事变发生不久，束星北对蒋介石不抵抗的态度非常不满，竟当面破口大骂，搞得蒋介石很下不来台，甩下了一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离去。束星北愤而辞职去到了浙江大学。

当时的浙大可不得了，群星闪耀，享誉世界，被誉为东方剑桥，校长竺可桢也非常欣赏束星北的才华。

1937年，玻尔访华，没错就是那个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与爱因斯坦争论“上帝到底掷不掷骰子”的大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

玻尔来到浙江大学，束星北陪同左右，两个人就学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给玻尔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中国师生询问国外深造学习的信函，对于这些要求，玻尔曾在信函中说：你们身边就有束星北、王淦昌，这样优秀的物理学家，为什么还要跑到外面学习物理呢？

1952年，院系调整，刚才我们就说到燕京大学在这个时候被拆分，浙大也被肢解为一所工业大学，教授们作鸟兽散。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各大高校与中国科学院都向束星北发出邀请，他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当时学术最自由的山东大学。

束星北的好运，到这里便结束了。他的性格太过刚直，为当时的体制所不容，也为日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

到山东大学之后，校长对老教授很是包容关爱，给予束星北最高规格的住房和工资待遇，束星北也对校长非常尊敬，但两人第一次见面就因为一件小事吵了起来。

校长顺口提了一句唯物辩证法是一切科学的根本，束星北坚决不同意，认为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第二，两人争执不下，不欢而散。之后校长时不时就在会议上把束星北当作反面例子，束星北就在下面散布自己的言论，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中，束星北渐渐成了山大的孤家寡人。

还有一次，束星北的曾经学生，现在也是山大的教授上公开课，束星北旁听觉得讲得狗屁不通，就直接冲上讲台，用粉笔在写满公式的黑板上打叉，然后自顾自地从打叉的地方开始讲，整整讲了一堂课。而那位教授，站在一旁，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满脸通红。后来这位教授上台做了物理系支部书记，就联合物理系的学生们驱逐束星北，不让他再上讲台。

1957年，运动的热潮扑面而来，束星北被划为“极右分子”，第二年再被打为“反革命分子”发配到青岛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

那是一个没有尊严的地方，52岁的著名物理学家此时成了劳改犯，走在路上就有人向他吐口水，孩子们朝他扔石头，侮辱谩骂不绝于耳，再加上高强度的劳动和低劣的伙食。

如果说这些都是可以忍受的，最摧残人心的是队员之间的相互揭发，人人都不敢接近他，怕被划为束星北反革命集团，而人人又想接近他，想从他身上找问题揭发立功减刑。

1960年，束星北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打扫厕所。从月子口回来的束星北好像换了个人一样，再也没有了趾高气扬的精神，变得唯唯诺诺，桀骜不驯的神情也变得麻木不仁，原本挺直的腰板已无力支撑起衰老虚弱的身躯。

束星北拄着拐在青岛医学院打扫厕所，一扫就是12年。

在当时的人看来，他最大的转变是开始写悔过书。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眼睁睁看着大好的年华在身边流逝而自己无能为力。为了早日“摘掉帽子”，原本拒绝写悔过书的他放弃了坚守一生的尊严，开始长篇累牍地写认罪书，大把大把地往自己身上泼脏水。

正当束星北绝望之时，冥冥中又有一只手为他稍拨迷途。这便是我们刚才说到的，1972年李政道回国在人民大会堂提到要见自己的老师束星北，就和杨振宁一年前点名要见邓稼先一样，挽救了对方的命运。

中央调查组下来了，到束星北的家中看到的是家徒四壁，桌子铺上被子就当床睡，被子是用破烂的棉絮拿黑电工胶带粘起来的，如何能让贵宾李政道看到自己的老师这般模样？无奈之下取消这次会面。

但束星北还是得救了，摘掉了“帽子”，重新回到了讲台。

在外人看来，从前的那个束星北好像又回来了，依旧是直言快语，疾恶如仇；依旧是只问是非，不讲情面；依旧敢对行政人员咆哮，似乎他那种骑士豪侠的性格没有改变。

但是他的家人所看到的，束星北半夜灵感来了，在半梦半醒中写下的东西，竟然是检讨与自我批判。此时的他，人格已经分裂。表面上他还是那么顽强，其实是在用发泄的方式试图挣断过去对他的摧残。

20多年的改造已经深入骨髓，这是他终生都走不出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