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的爱与反抗：我们可以自由地改变世界》，[英] 林赛·斯通布里奇著，东野圣时译，浙江人民出版社丨之江文化，2026年1月版，384页，78.00元
去年12月4日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国内外媒体相继发表一些纪念文章和访谈。“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在这一天发表了此前采访德国慕尼黑大学（LMU）哲学专业特聘教授、《汉娜·阿伦特传》的作者托马斯·迈耶（Thomas Meyer）的访谈文章。“编者按”指出：“汉娜·阿伦特是投身于行动的思想家，也是当今被引用最多的政治理论家之一。她关于极权主义、恶的平庸、人的境况、沉思生活的思考，在二十世纪影响深远，如今更愈发成为我们理解当下动荡世界的思想源泉。”说得非常好。
阿伦特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她捍卫人性的尊严，手机手绘 + 拼贴，李公明作于 2025年12月4日；发表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一周画记”专栏（2025年12月8日）
近日读英国学者林赛·斯通布里奇（Lyndsey Stonebridge）的《汉娜·阿伦特的爱与反抗：我们可以自由地改变世界》（We Are Free to Change the World: Hannah Arendt's Lessons in Love and Disobedience，2024；东野圣时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首先想到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而且更加需要阅读阿伦特的著作和研究她的思想？
似乎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西蒙·斯威夫特（Simon Swift）以“为什么是阿伦特？”作为他的《导读阿伦特》（Hannah Arendt，Routledge，2008；陈高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的“导言”题目，并且指出：“汉娜·阿伦特是我们急需的批判思想家。在她晚期有关美国政治和文化的许多文章中，阿伦特论及了许多在今天仍与我们相关的问题，比如公民自由的性质、国家支持的暴力问题，以及自‘越战’以来政治中的谎言和犯罪文化。”（《导读阿伦特》，11页）他在全书的最后继续回应“为什么是阿伦特？”的问题：“我们当前的政治危机乃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黑暗时代，全球各地的赤裸生命正以各种日益令人不安又陌生诧异的公开方式遭到残酷对待，面对这些现象，阿伦特仍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思想人物。她的这种对新政治的呼唤，从未像今天这般迫切。”（同上，176页）说得很对！那么，在今天还有比这更重要、更充分的阅读阿伦特的理由吗？
接着就是，在已有那么多关于阿伦特的研究著作中，这部《爱与反抗》有什么特别值得阅读的理由呢？作者林赛·斯通布里奇是英国伯明翰大学人文与人权教授，她说该书的写作灵感源自2017年她与克里斯塔·蒂佩特（Krista Tippett）在她的广播节目《论存在》（On Being） 中关于汉娜·阿伦特的一次对谈。“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开始在世界各地涌现。那期节目播出后的反响让我确信，是时候与那位致力于摧毁极权思想并由此学会更加热爱世界的女性展开一场新的、富有创造性与批判性的对话了。”（致谢，360页）这种对话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
斯通布里奇继续指出：对政治的悲观失望成了今天这个时代的特点，还有就是人们对任何人和事都抱有一种幼稚的敌视态度。于是阴谋论盛行，人们自我审查并且倍感孤独，核战争的阴影未散，气候灾变又来。难民、移民、流离失所者、被侵占者、被监禁者、长期贫困者的生命仍然一钱不值，他们的苦难依旧，仍被无情监管（10页）。这的确是在近年来特别让人感到悲观的局面，作者对此深有体会，并且不断从与阿伦特的思想对话中寻求新的批判性认知，因此这本完成于2024年的著作非常接地气。
在此应该介绍一下这位作者。林赛·斯通布里奇不仅仅是一位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参与公共政治的知识分子，曾经做过媒体和社会调查工作。在本书中可以很清晰看到的是，汉娜·阿伦特的生平、思想、著作，或者更应该说她的思维以及她对这个世界的思考与反抗一直是激励斯通布里奇的研究与写作的精神来源。2021年，她因关于汉娜·阿伦特的研究而获得Leverhulme重大研究奖学金，于2023年7月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除了本书之外，她还出现在PBS/American Masters纪录片《汉娜·阿伦特：面对暴政》（Hannah Arendt: Facing Tyranny）中，并担任高级顾问。她的其他著作也是有关司法正义、难民生活、流亡政治等主题，包括《司法想象：纽伦堡后的写作》（The Judicial Imagination: Writing after Nuremberg，2014）《无处可归的人：写作、权利与难民》（Placeless People: Writing， Rights， and Refugees，2018）等。
从该书的主要内容和叙事方法来看，这是一部阿伦特的思想传记，基本上以传主一生经历与思想及情感发展脉络为主线，把阿伦特的重要思想发展放置于她所处的历史语境及个人生活经历中予以论述，并且不断把阿伦特的思想与认识当下世界政治现实的关系结合起来分析，因而是一部思想性思考与现实分析并重的思想传记。从写作风格和文笔来说，作为一位同样具有强烈的公共政治关怀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女作家，斯通布里奇在书中很自然地融入与传主共同思考、坦诚对话的思想与情感氛围之中，读起来是一份很有人性温度的思想对话录。作者不仅从书本上阅读和研究阿伦特，而且到过阿伦特曾经生活、奋斗过的许多地方，在真实空间中让自己重返当年的思想者语境。“60年前，一位逃离极权主义的女性写下了一本关于革命的作品。如今，汉娜·阿伦特已成为我们‘遗产’的一部分。此刻，另一位女性将这本书放进她的手提包里。……这本书是她的秘密。在字里行间，她读到最意想不到的事件如何突然促使人们走出阴影。她对它爱不释卷，带着它走上街头，穿过安检的关卡，坐在阳光下的长椅上阅读。数小时后，她抬起头，发觉所在的城市已然不同。一些事情正在发生，一道彩虹划过天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她喃喃自语：你要留心了！”（295页）在全书最后的结尾处，作者说如果汉娜·阿伦特知道有一座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空间正讲述着有关逃亡、新生与抵抗的故事，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她可能会在常去的酒吧里用手指轻敲着桌子说：“瞧，哪怕大地在燃烧，独裁者与民粹主义政客正利用人们孤独的心灵制造新的混乱，哪怕传统政治看起来仍像我所在的那个时代一样无能且愚蠢，但奇迹就在这里，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发生。现在，集中精神，继续抵抗你们所处的悲惨现实吧。”她会吐出一口烟，举起一杯金巴利，接着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好歹也要找点乐子！”（357页）这是一幅多么生动和深刻的思想者肖像。这些都是作者与传主共同思考、相互对话和并肩战斗的审美剪影，是一直在书中奔腾的思想激情，也是易于让读者在阅读中深受感染的那种思想氛围。不过也应该看到的是，书中的有些论述比较难以区分是出自阿伦特原著或者是作者自己的解读，如果要深入研究的话就要细心分辨了。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0执政一周年的时候，在这本书中读到汉娜·阿伦特于1975年5月在波士顿一次演讲结束时发出的呼吁，真是很有感慨：“让恶果自食吧，让美国看看自己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这个共和国的伟大之处，在于为了自由既能充分认识人性中的美好，也能正视人性中的丑恶。如果美国真的还想拥抱自由，就必须放弃对自身无所不能的幻想，正视自己的辉煌与不堪之处。”（345页）演讲结束后，收到很多请求得到讲稿的来信，其中就有当时还是年轻参议员的乔·拜登。一个月之后，这篇演讲稿以《自食恶果》（Home to Roost）为题刊于《纽约书评》上。这一标题最早由马尔科姆·X在约翰·肯尼迪遇刺后首次使用。在今天，“让恶果自食吧，让美国看看自己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这句话可以精准表达了美国及世界上的有识之士的忧虑和激愤之情：极端种族主义蔓延，对内个人强权独裁，对外赤裸裸的资源掠夺、武装干预和经济压榨。今天的国际社会已经从震惊于美国竟然如此横蛮无理与无耻，发展到一种极为忧虑并且不无恐惧的情绪：下一步还想怎么样？人们对此会感到不寒而栗。作者在书中写道，1971年美国五角大楼文件的曝光揭露了打越南战争的谎言；一年后的“水门事件”爆发的时候，阿伦特这样评价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小圈子：“就好像是一群毫无才能的骗子，低级的黑手党成员，成功地将‘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政府据为己有。”（339页）如果她看到今天的特朗普2.0时代的恣意妄为、倒行逆施，又会如何评价呢？
斯通布里奇在全书开头的“思考我们在做什么”中首先就告诉我们，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后的几个月里．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冲上了亚马逊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在特朗普任职的第一年里，该书的总销量增长了1000%以上。互联网上不断出现阿伦特著作中的短文摘录，报刊上也时常能看到以阿伦特主题的评论文章。原因很明显，当人们面对越来越荒诞不经、残暴虚伪、面目全非的政治局势不断上演的时候，很多年以前阿伦特的预警就重新回荡在人们的耳边。斯通布里奇说：“政治谎言淹没了事实，只剩下权力、暴力和意识形态。‘到底怎么了？为何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阿伦特问道。旧的政治历史叙事再也给不出合理的解释。阿伦特还发出警示，虽然她所处时代的极权主义政权最终一定会倒塌，但孕育这些政权的背景和思想却很可能潜伏至未来。”（9页）这一警示在当今已经成为了事实。
斯通布里奇认为，阿伦特作为一名思想家，“其著述探讨权力与恐怖、战争与革命、流亡与爱，而重中之重的，则是自由”（11页）。这当然也没错，不过在这里我认为应该补充或者说更准确的表述是：“政治”是阿伦特全部著作中最核心的主题；而关于“什么是政治”“政治的意义为何？”，阿伦特的回答是：“政治的意义是自由。”（汉娜·阿伦特《政治的承诺》，蔡佩君译，左岸文化出版，2010年，141-142页）阿伦特以古希腊城邦的共同体生活为例，指出“政治”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以自由为中心，“而这自由，用否定的方式来理解，是不被统治或统治他人，用正面的方式理解则是一个可以由人创造出来的空间，而在这空间中每个人都与其他人平起平坐。没有与我平等的人，就没有自由……”（同上书，151页）她接着特别指出在希腊城邦中所谓“自由建制”是指所有人对政治活动拥有相等的权利，本质上就是相同的发言的权利，人能在自由之中彼此互动，没有强迫，没有武力，并且以平等身分彼此统治；除了在紧急状况之外，都是由彼此发言和说服来管理一切事务（同上）。这是对“政治的意义是自由”的诠释，其意义有两方面：一是对政治的真实意义充分展现，并作为其他世代的标准；二是说明真正体现自由之意义的政治并非总是存在的，开明的专制君主可能会带来某些实惠利益，但是政治与自由都不复存在了（同上，152页）。
因此，对于斯通布里奇所讲的阿伦特思想重中之重的是自由这一观点，应该紧密与阿伦特的政治论述紧密结合起来。在阿伦特看来，政治与自由是等同的，政治的意义和承诺的确就是自由。这就提醒我们在面对欧洲历史上的纳粹极权政治和今天美国霸权政治的危险发展局面的时候，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全部要害就在于强迫政治成为自由的对立面，从而极端地反政治、极端地摧毁政治。
当然，作者也谈到了在阿伦特思想中的自由与政治的关联：在阿伦特对政治黑暗时代的剖析中，她毕生追问的核心问题始终是：何谓自由？“对于汉娜·阿伦特而言，这个问题既非抽象玄思，亦非纯粹的理论推演。阿伦特以赤子之心拥抱人的真实境况，它包含着可怖与瑰丽、困惑与奇迹，更蕴藏着弥足珍贵的特质。她始终坚信，一定有某种契合此种境况的政治存在。她的著作不仅深刻地阐明了我们何以走到历史的当下，还揭示了现代政治的愚蠢，以及当代政治暴力的可怕、空洞与无思性（thoughtlessness）。”（11页）这是从人的真实境况的视角把自由与政治连结起来的表述，同样也是一种比较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对当代政治暴力的揭露，很有现实感。从人性与人的现实境况出发看到自由与政治的关系，在当下是尤为关键的核心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今我们需要她，因为自她之后，很少有政治思想家能像她那样，明白一旦我们任由政治失去人性，我们必将失去什么。近几年的历史又一次提醒我们，人的境况既能摧毁世界，却也不堪一击。阿伦特教导我们，如果真的热爱这个世界（而她正是如此），就必须有勇气保护它，即敢于抗争”（12页）。
关于“思考”在阿伦特思想中的重要性，这是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论述的问题，也是全书叙事结构的主线之一，在章节标题上就有“思考我们在做什么”“如何思考”“如何像难民一样思考”和“种族问题之思与辨”等表述。“汉娜·阿伦特认为，通过思考，你可以获得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乃至更多次重生，以应对你所面临的各种变化。”（44页）
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重生”这个概念。我所知道的是，在对奥古斯丁的思想解读中，阿伦特从中引申出“出生”（Natalitat，英语natality，有些译为“诞生性”“创生”或“创生性”）这个概念，是关于人的主体性和人与世界关系的重要思想。“诞生性”的概念来自奥古斯丁著作中的“新开端”（new beginnings），阿伦特多次引用奥古斯丁的名言“因此，人被创造，这是一个开端；在此以前不存在任何一个人”（沃尔夫冈·霍尔、贝恩德·海特尔、斯特凡妮·罗森穆勒主编《阿伦特手册：生平·著作·影响》，王旭、寇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519页）来说明人作为一个新出生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这就是新的开端，开始了新的可能性；由于人的出生是新的可能性，并且具备了行动的能力，因此行动与承担责任就是人的第二次出生，具有非凡的意义。斯通布里奇说的“重生”应该就是从这里来的。通过解读圣·奥古斯丁的思想，阿伦特把“出生”作为进入现代性思考的重要路径，使她能够在以后研究纳粹大屠杀和纳粹政治的压迫性常态的时候，把人的“出生”、生命的“开端”作为人具有自由意志和行动责任的政治性思考，为政治反抗铺垫了生命本体论的哲学与伦理学基础。奥利弗·马夏尔特（Oliver Marchart）指出，“极权主义统治的目的是一劳永逸地毁灭人类开始一种新的开端的能力，这便导致只有依靠恐怖手段才能达到这类的统治目的。阿伦特正是在这种恐怖手段中，看到了极权主义统治的真实本质。极权主义统治试图以恐怖手段，随时准备毁灭任何一种新的开端，使其成为一种一了百了的终端。……正是集中营这种极端恐怖，从根本上剥夺了人开创新的开端、主动性和行动的能力。”（同上，520-521页）因此，当阿伦特说你通过思考可以获得多次重生的时候，所包含的正是对于纳粹极权政治的反抗意志。
斯通布里奇认为阿伦特“教导我们，正是在无助感最为强烈，历史看似最为晦暗的时刻，坚持像‘人’一样思考，以创造性、勇气与复杂性并存的方式思考，才至关重要”（12页）。“对阿伦特而言，唯有保持思想自由，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阿伦特从不告诉她的读者们应该思考什么。从她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战胜独裁、对抗民粹主义、重启社会民主的捷径。有时候，尤其是当谈及种族问题时，她自己的思考也存在不足。然而。她教给我们的是如何思考——当政治与历史如她所处的时代那样，又如21世纪初这般逐渐摧毁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障时，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同上）尤其重要的是，作者从阿伦特关于思考之必要性的论述中引申出一个认识何谓“思考”的角度：“从我们相信自己有理由反对现有的政治及社会叙事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在思考自己在做什么了。”（18页）对于所有关注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而言，这句话说得很有分量，也很有现实感，他（她）们的确是时刻都在思考自己正在做什么。
阿伦特的出发点很直接，意图也很简单，她在《人的境况》中这样写道：“无非是思考我们在做什么。”“思考是汉娜·阿伦特抵御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之暴政的首要武器。……她的诀窍就是引导我们重新仔细审视已经存在的事物。”（15页）斯通布里奇这本书的书名来自阿伦特在生命即将结束之际写过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自由地改变世界，并在其中开创新的事物。”斯通布里奇补充说，这种自由并非来自她曾说的“盲目的乐观”，而是源于一个决心好好活着、好好思考的人（19页）。因此，阿伦特所讲的思考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活动，同时更是一种指引行动的判断。“正如她在遗作《精神生活·思维》中所写的，思考意味着，每当面临生活中的困难时，你都要重新审视并作出判断。这是她从亲身经历中吸取的教训。但是，阿伦特口中的重新审视并作出判断，不是尝试着适应现状或者降低期望值，而是要理解新的现状，探究其本质，以便在必要时发起反抗。”（32页）可以说，作者写这部思想传记的目的就是能够像阿伦特那样去思考和反抗。
在第二章“如何思考”（How to Think）中，作者论述了康德思想对阿伦特的深刻影响，这对于今天在课堂上讲述康德哲学的教师来说更有特别的意义——应该让学生明白启蒙理性与道德底线和捍卫人权的行动之间的重要关联。“在思考和判断方面，我仍然保留了柯尼斯堡的特点”，汉娜·阿伦特于1974年接受德国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 Fest ）采访时说道。“正是在柯尼斯堡，康德发现是思考赋予了人类实现自由、获得尊严的可能性。我们一旦意识到，能够通过推理寻找人性存在的意义，赋予彼此人权、尊严与穿过任何桥梁的自由，那么做出完全相反的选择的可能性也就出现了。”（48页）
更为具体而重要的问题是，康德论证了我们的存在取决于我们如何为自己、为彼此、为所有人思考，他的所有思想和理论其实都始于一个简单的理念：我们思考的行为及方式都具有道德影响。汉娜·阿伦特早早地领会了康德的核心思想是多么简洁，并始终牢记在心。她后来质疑过康德的那种冷静和理性，但从未放弃他核心的道德承诺：正因为我们有理性，有道德责任感，我们才能够——甚至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做出行动，把世界打造成一个美好的地方（49页）。在康德关于思考与道德的思想引领下，阿伦特通过对艾希曼审判的深刻思考作出的结论是：“没有人有权服从！”艾希曼在审判中曾试图用康德的论点为自己辩护，即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遵从统治者的法律。阿伦特驳斥说，若统治者本身无法无天，这种论点就彻底站不住脚了；艾希曼如果真的理解过康德，那么他一定是刻意忽视了更为严格的部分——“绝对命令”：康德的整个伦理学观点在于，每个人在每种行动中都必须反思自己行动的原则是否能成为普遍准则。换句话说……这实际上与服从完全相反！在康德那里，没有人拥有仅因命令而服从的权利（49-50页）。在当下所有带有冲突性的公共政治事务中，应该特别重视康德的这一思想，因为正是有很多人昧着良知执行命令，并以“服从”作为开脱自己责任的借口。
在这里还应该强调的是思考、行动与坚守道德底线的紧密关系。在1933年，面对纳粹政治的紧张局面，阿伦特发现仅凭思考是无法守住政治和道德底线的。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表示愿意与纳粹主义同流合污，其中不乏她曾经的同事和朋友。她永远不会释怀于那些本应做出明智选择的人是如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做出错误的道德和政治决定，后来又如何佯作无事发生的。“再也不会了！我再也不会涉足任何知识分子的勾当！”离开德国后，她如此坚定地告诫自己（56页）。因此，对于所有声称自己在思考、如何会思考的知识分子来说，应该从康德到阿伦特的思想脉络中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思考”这个问题。
第三章的标题是“如何像难民一样思考”（How to Think like a Refugee），是很有挑战性和现实意义的难题。关于难民问题，人们可能容易与战争、自然灾害联系起来。但是作者告诉我们，“阿伦特从亲身经历中领悟到，成为难民绝非仅仅因为战争或自然灾害这样的偶发事件，而是一种根植于现代世界组织方式的结构性症结。”（86页）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现实政治与历史洞见。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揭示了大规模流离失所成为难民日常现实的漫长历史，而这段历史的根源可追溯至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全球资本主义近乎无休止的扩张。反移民的政治无疑受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推动，也伴随着政治投机者对法律和国际准则的肆意践踏，作者指出今天的情况同样如此。在这里，更关键的问题是，阿伦特对战后的人道主义与人权解决方案的信心不大，“问题不光在于难民是需要温情相待的弱势群体，也不光在于我们需要更加关照他们。汉娜·阿伦特提出了一个更严峻的事实：无家可归者的匿名性（anonymity）与脆弱性（vulnerability）——至少在潜在层面——可能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因为它暴露了全然仰仗民族国家与人性善意的体系，其核心存在着致命弱点”（86-87页）。至今全球各地的难民潮和人道主义危机连绵不绝，的确无法光是以人道主义援助来解决，这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现代世界组织方式的结构性问题。
在1943年的一篇文章中，阿伦特以难民身份的亲身经历提出了对残暴政治的指控：这是一场彻底的毁灭。更令人痛心的是在她的新祖国——美国，这场浩劫几乎没人在意；甚至连同盟国也是如此，他们毫不费力地承认了纳粹的野蛮行径，却难以接纳那些新来的无国度的客人。阿伦特补充道：“显然没有人愿意承认，当代历史已然造就了一种新型人类——他们被敌人投入集中营，又被朋友关进收容所。”（17页）从集中营到收容所，这的确是难民们无法脱离的、同样是压迫性的生存空间，这种“新型人类”已经不能仅仅用过去的“难民”概念来表述。斯通布里奇进一步指出，在二十世纪很少有人能预见到难民时代竟会比全面战争和种族灭绝的时代更为持久，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人权、国家主权以及人道主义解决方案的局限性至今仍未被解决。人们曾寄希望于战后人权体系，指望它多少能抑制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暴行，但是如今又已卷土重来。奥威尔和阿伦特都力图向世界揭示，某种前所未见、骇人听闻的事物已然降临（88-89页）。这话并非危言耸听，从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及伊朗血腥局势对人类生命的无情摧残的事实中，我们应该看到人类在今天已经处于何等危机的局面之中。
使难民成为无国籍状态，是二十世纪人类暴行的一种新型手段。在汉娜·阿伦特看来，这种手段在现实中的残酷程度是对启蒙时代普遍人权梦想的致命一击。她非常深刻地指出，若缺乏公民身份所赋予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人权便近乎虚无。因此维护公民身份始终是汉娜·阿伦特毕生坚守的道德和政治底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动反共清洗期间，有人提出了剥夺美国公民身份的计划，这让阿伦特深感震惊。她呼吁应将剥夺公民身份列为反人类罪之一，并竭力主张通过修订宪法，以确立公民身份为不可剥夺的权利。斯通布里奇联系到近年的状况，指出剥夺公民权的做法又开始悄然复现。2022年4 月，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内政大臣剥夺个人公民身份，且无须事先通知。出台这项法案的理由被冠以“国家安全”之名，然而，该法案背后的政治动机包含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105页）。再看看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不断发生的驱赶、逮捕移民的狂潮，更是让人深感忧虑，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移民群体中也同样产生撕裂，自私与怯懦的本性暴露无遗。如果阿伦特在今天置身于美国联邦士兵驱赶移民、难民的情境之中，不知她会作何感想。
与公民身份紧密相连的是个人权利。阿伦特进而提出，拥有权利应该成为人的一项权利，即“拥有权利的权利”。对于那些动辄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剥夺公民权利的人来讲，这是一个抵御他们的思想利器。而阿伦特提出这一思想的过程更值得我们思考：“阿伦特逐渐认识到，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我们如何对待那些比我们更不幸的人，而在于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共同体中。”（114页）不仅是出于对被剥夺权利者的同情、怜悯，更重要的是要思考人们到底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之中。阿伦特在1943年写道，“我们意识到存在一种‘拥有权利的权利’……以及归属于某种组织化共同体的权利，但我们是在数百万人丧失且无法再次获得这些权利后，才明白这一点的。这一权利意味着，生活在一种按人的行动与言论进行评判的体系中，有权发言，有权被看到，有权以独立的人格示入。拥有权利的权利所保障的，或许也是唯一重要的权利，即参与政治对话的权利。”（同上）
关于极权主义的本质以及如何才能反抗，这是阿伦特思想中的核心问题，更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阅读阿伦特的重要理由。阿伦特的学生伊丽莎白·杨-布吕尔（Elisabeth Young-Bruehl，1946-2011）曾经说过：阿伦特帮助我们建立起判断我们时代重大事件的最根本的政治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会导致极权主义统治。这个问题很重要，今天世界局势纷扰复杂，后真相时代信息洪流真假难分，当事实真相相对呈现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最关键的判断标准。
作者在书中对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思想有非常多的论述，但不是以一种纯思想传记的路径进行文本论证，而是面对今天现实与传主对话。她说，“与汉娜·阿伦特并肩思索，意味着我们要从自身危险的历史处境出发，去追问最初令她困扰的问题。在她看来，极权主义就是对人类经验发起的一场政治攻击。因此她认为，反极权主义的思想首先应该重新审视人类经验，而不是无视它。在黑暗的政治洪流中，有关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并非无关紧要，而正是关键所在。面对犬儒主义和谎言，我们如何保持清醒思考？我们还能热爱什么、珍视什么、为何而战？如何行动才能守护这些价值？为了捍卫自由，我们需要筑起怎样的边界与桥梁，又该推倒哪些高墙？”（14页）这几个问题分量太重、意义太重大，以至于我们确实难以很好回答，但它们绝对是我们的思考与写作不应回避问题。
在阿伦特看来，“和历史上大多数暴政不同，极权主义并不是简单的下级服从上级，而是像洋葱一样，层层包裹。真正黑暗的思想潜藏在中心，但残酷的制度已经渗透了每一层叶肉。它的‘气味’其实早已无处不在，即便有些人说什么也没闻到。显然，那些邪恶的策源者正站在政权的核心，一心想要统治，要征服，要散布谎言、操纵人心，要制造杀戮、实施恐怖统治；不用说，他们的身边还簇拥着一群施虐成性的酷吏与刽子手——那些乐于助纣为虐的帮凶。但这些，还远远不能解释如此深重的恶行。”（24页）她指出，现代极权统治的重要的新型特征无处不在，没有任何一个人、一所机构、一种思想甚至个人的梦想能够不受其影响。“它将人们紧紧挤压在一起．不给人们任何思考、反应、创造以及反抗的空间。极权主义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压迫制度，它似乎还改变了人类经验本身。”（24页）“改变了人类经验本身”这句话很值得深入思考，揭示了极权主义对人类的残害是根本性的。“在阿伦特看来，理解极权主义本质的关键问题是：人类怎么会——怎么能——失去人性？还有，他们的人性真的回来了吗？”（25页）
事实上，阿伦特的政治学研究始终离不开极权主义问题，其重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深刻地揭露了极权主义的邪恶如何具有反人类的性质。但是要注意的是，关于“邪恶”的问题，阿伦特更强调的并不是邪恶本身，而是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己与邪恶的关系——是顺从、默认还是疏离、反抗？关于这个问题，斯通布里奇说得很对：“正如20世纪中期一般，当今的独裁者蓄意培植普遍的犬儒主义，对理性和现实则弃之不顾——这就为他们的专制扫清了障碍。阿伦特想让更多人参与政治，希望政治活动更繁荣、更有活力、具有更多可能性。……阿伦特认为这是极权主义思想的天敌——但愿我们能真正理解这一点。”（18页）阿伦特希望人们能看到在知识界、学术界中普遍的犬儒主义及其危害性，希望思考与抵抗的意志能够让更多人参与公共政治。
阿伦特在美国大学的教学中，很关注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她在1955年为伯克利大学的课程备课时写道，大学生的真正危险在于变成荒漠中的居民，还觉得像待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受欧美战后文化影响，许多存在主义“魅力偶像”纷纷涌现，她看到自己的学生们轻易被这些人吸引。他们看似叛逆不羁，却缺乏明确的理由，似乎只是为了叛逆而叛逆。“她警告学生们，极权主义正是在这种‘荒漠’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当政治和存在失去意义，任何一种荒谬的思想都会受到欢迎。如果一切都失去意义，那么一切都有可能发生。”（38页）
后来，美国大学生没有让她失望。1966年，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们抗议学校将他们的成绩提交给兵役登记系统，以便决定谁将被征召前往越南，于是占领了校园。阿伦特为保护学生和他们的权利而奔走发声。在她看来，“大学是公共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捍卫自由思想的机构之一。国家，尤其是一个暴力的国家，无权介入在其中学习之人的生活。”而且，阿伦特虽然不相信暴力，但是非常相信抗议、异议和不服从的力量（331页）。如果在今天的美国大学校园，阿伦特看来是会被最先解雇的教师。
另外，阿伦特的教学方法也很有意思。她在伯克利为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开设了一门名为“当代议题”（Contemporary Issues）的课程，她的课程大纲却几乎没有多少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内容。而是安排学生们阅读小说、诗歌、哲学、个人回忆录及政治史相关的作品：以威廉·福克纳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作品帮助学生们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体验；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的作品可以将他们领入革命的想象；切斯瓦夫·米沃什、戴维·鲁塞和乔治·奥威尔的作品可以让他们沉浸于极权主义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中；阿尔贝·加缪和让-保罗·萨特可以教导他们存在主义的反叛；而大卫·里斯曼则通过其《孤独的人群》引导他们反观身边的现实。最后以核科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对“技术发展带来的全球毁灭风险日益加剧”的严峻警告结束了这门课程（221页）。
其实，应该补充说在阿伦特的教学方法中也体现了她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那就是重视“讲故事”（story-telling），这也是阿伦特的政治和自由思想中的重要特质。面对史无前例的残暴、新颖、独特和复杂的纳粹极权主义，阿伦特不相信单凭概念、定义和推理就能把它揭示出来和表述清楚。她愿相信记者、诗人和历史学家——历史学的古老语义正是“讲故事”，阿伦特是在面向生命体验、政治与真理、历史与创伤的层面上肯定“讲故事”的文学家与诗人。在她的思考与讲故事中，阿伦特始终捍卫着人性的尊严。因此她会要求学生更多从文学中培养对于极权政治的想象力和反抗意志。
关于阿伦特与极权主义的关系，作者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从这个角度来看，汉娜·阿伦特是个因极权主义而流离失所的人，或许更确切地说，她也是极权主义在思想领域的克星。她生命中的一切——包括如何思考、如何爱、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如何写作和教学——都在有意无意地反对极权主义。”（32页）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关系存在还是不存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最后，回到作者念兹在兹的那个问题：阿伦特的思想与认识今天美国政治的关系。当特朗普大胆地捏造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从自己手中被窃取”的谎言时，评论员们援引阿伦特所说的“弥天大谎”，警告美国民主已濒临崩溃。斯通布里奇说，“的确，其间的相似性显而易见，尤其体现在阿伦特所描述的现代政治谎言的特点之一，即人们主动且积极地相信谎言，而不是被动地轻信。她写道，现代政治谎言不仅无耻，甚至都懒得伪装。‘现代政治谎言高效地处理那些根本不是秘密、几乎尽人皆知的事情。’她的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清晰地回响。政治谎言已几乎不能再被视作谎言了。人们并非被愚弄，而是主动渴望受骗。这些谎言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们的炮制者深知，在当今的政治文化中，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以真诚或真实的方式去相信任何事物更已几乎不可能。相信那些难以置信的荒谬之事，已成为一种伪行动，一种为寻求政治归属感所作的最后的疯狂一搏。”（343页）说得太准确了，这种疯狂一搏的局面还将继续出现。
于是又回到了开始的那个问题：在今天有什么理由还要不断阅读阿伦特的著作？我想这理由已经足够充分了。
李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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