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的西沙海面还残留着炮火硝烟,海风裹挟着焦糊味吹到北京中南海。战情简报摆在中央军委会议桌上,几位首长的神情前所未有地凝重。就在那一刻,谁来拎起中国海军这副重担,已经成为必须尽快回答的问题。

西沙之役虽胜,局限却摆在眼前——舰型老旧、岸基保障薄弱、指挥体系分散。海军要突围,首先需要“老班长”,而执掌方向盘的人选迟迟未定。1979年春天,叶飞的名字被重新提起。有人提醒:他从小在厦门长大,潮声伴着乳名;淮海、渡江、解放一江山岛,他指挥过好几次海上战斗,这一点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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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铃响的那天是3月初,叶飞刚结束交通部的一个港口基建会议。听说要他调任海军,他沉默了几秒,只丢下一句:“我真不懂航海专业。”随后立即整理材料,赶往西山开会。他没有回避困难,却也没说不——多年征战养成的,是当即应战的惯性。

会场里,领导语气坚定:“你不是海军出身,反而能打破旧框框。海军缺的恰恰是这种魄力。”叶飞点头,但提出一个条件:“我要鲁冰。”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鲁冰此时人在上海远洋公司,离部队已二十多年。有人迟疑:老鲁不是地方干部了吗?答复很干脆:“立即从地方调到部队!”

鲁冰收到调令那天,黄浦江上正有一条货轮靠泊。身边同事半开玩笑:“老鲁,你要回穿军装啦?”他笑说:“兵还是兵,只是换了岗位。”三天后,他把桌上航运计划交接完,带着一只旧皮箱登上去北方的列车。车厢里摇晃,他闭目回忆浙东抗战岁月,胸口那几处弹痕隐隐作痛,却更像某种催促。

叶飞先抬脚奔向前线——他把海军机关搬到码头,吃住在船头,三更半夜照样爬上甲板查哨。舰员们惊讶:这位新政委说的口音带着闽南腔,却能一眼看出锅炉的故障、码头的短板。士兵喊苦求退役,他就说:“干完这一仗,回头给你们安排去远洋轮,工资顶得上城里科长。”这种干脆直白的话,比文件好使,气氛立刻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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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鲁冰带着几名年轻干事在东海舰队蹲点。他白天跟着水兵开主机,晚上摊开纸笔写日记。见他钻油污舱不眨眼,官兵们佩服得直说:“老鲁,您这是把远洋公司的那股拼劲搬来了。”他笑而不语,心里却在琢磨:海军和民用航运在管理上能不能互通?第二周,他拿出一份《基层轮机技术人员培训建议》,包括轮换制度、岸修周期、远洋轮副职对接方案,页页密密麻麻。

叶飞看完报告,拍案称绝:“这就是我要的东西!”随即签字推行。训练场上,多了一门“舰民合训”的课程。年轻水兵白天练射击,晚上学蒸汽机维护;退伍方案与远洋公司对接,士气明显抬升。

不得不说,海军内部对叶飞“空降”起初颇有微词。有老兵嘀咕:“外行领导内行能行?”他没跟人辩解,而是用行动挤掉质疑。两个月里跑遍三大舰队,他把每艘主力舰的吨位、火炮口径、柴油机型号记在小本子上,遇到不懂的就拉着技术员问个没完。有人戏言:“叶政委这是把自己当学徒。”学徒也好,班长也罢,只要能让海军往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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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年中,肖劲光因病留院,很多文件要叶飞拍板。那段时间,他与鲁冰几乎天天灯下合议,军管海运的经历让他们对后勤和训练两手都硬。新订的年度整训计划要求舰艇平均出海天数提高三成,通信设备升级纳入重点项目,连伙食费怎么分配都写进细则。有人担心经费,一咬牙,叶飞把嘴一抿:“没有钱,就想办法省;能和民船通用的零件,一颗螺丝都不许浪费。”此话传到后勤仓库,一批闲置发动机活塞很快被加工改装,解决了演练燃油压力不足的急难。

年底,东海大练兵。六型新晋舰艇在舟山列阵起航,火炮咆哮,反潜火箭拖出水花。鲁冰站在甲板,看着战士们娴熟操作,心里踏实。旁边水兵感慨:“要没老鲁天天逼着我们钻机舱,哪有现在这样利落?”这句话传到叶飞耳中,他只挥手:“干好活,比什么都强。”

外界少有人知道,为保证经费批复顺利,叶飞跑了四趟财政部,三次向中央专题汇报。文件措辞干脆:“不提高海军战力,沿海工业安全无法保证。”最后那道红头批件落款十一月二十日,金额不是天文数字,却足够海军完成首次批量更新。

魄力之外,叶飞在海军还留下一个习惯——开门听诉。他规定每周三晚七点,任何级别士兵都可进机关谈想法。一次,一名机电兵反映某型水泵漏油。叶飞当即叫来专家,当场拆泵分析。结果显示废旧密封圈不合格,他拍板:立即换供货商。此事传开后,下面的牢骚声小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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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盛夏,海军纪念成立三十三周年。港口举行舰艇开放日,几十位老兵受邀登舰观礼,其中就有鲁冰。面对久违的军港,他摸着甲板对年轻艇员说:“我就像旧零件,再装回来了。能继续转动,是福。”那天晚上,叶飞举杯敬他,两人无话多说,只一个眼神——任务还没完。

叶飞在海军的岁月不算太长,却铺下了后续改革的底色。将外行干成内行,关键不在履历,而在敢用“合身”的人。鲁冰的返岗,正是这一思路的缩影。磨合、探索、冒险、再调整,一步步把海军从“岸上军”推向深蓝,这段经历至今仍被许多老海军挂在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