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西雅图的一处廉租房里诞生了一个华裔男婴。
六十年后，正是这个名叫骆家辉的男人，坐在美国商务部长的办公椅上，对着电话那头说出了一句改变中美科技格局的话。
2010年11月7日，华盛顿特区。
骆家辉拨通了Sprint公司CEO丹·赫塞的电话。
此时桌面上摆着一份价值70亿美元的网络升级合同，来自中国的华为公司报价最低，能帮Sprint节省整整8亿美元。
可骆家辉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我对这笔交易有深切关切。”
电话挂断，华为出局。
这是美国政坛华裔高官对中国企业最狠辣的一次绞杀，直接拉开了长达十余年科技围堵的序幕。
明明流着华人的血，下手为何比白人还狠？
这还得从他在贫民窟的童年说起。
把时钟拨回1950年1月21日。
骆家辉出生在西雅图Yesler Terrace，这是二战后专门安置退伍军人的公屋项目。
即使在美国，这也属于标准的底层。
这一家子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华人的苦难奋斗史。
祖父是广东台山人，早在1890年代末就漂洋过海，在奥林匹亚给人当仆人，靠这卑微的工作换取学英语的机会。
父亲詹姆斯·骆更硬气，1931年偷渡来美，二战爆发后加入美国第五装甲师当上士，在欧洲战场扛过枪、流过血。
1945年凯旋，他在西雅图开了家小杂货店，就靠这点微薄收入养活一家七口。
小时候的骆家辉，家里只说粤语，直到上幼儿园才开始接触英语。
全家人挤在两室一厅的窄房子里，西雅图湿冷的冬天，他们只能围着壁炉取暖。
那种紧巴巴的日子，算是刻进了他的骨子里。
穷人的孩子想要翻身，只有读书这一条路。
1968年，他从富兰克林高中毕业，拿到了优等生证书和童子军鹰级徽章。
靠着打工送报纸、奖学金和助学金，他硬是挤进了耶鲁大学读政治学，后来又拿下了波士顿大学的法学博士。
从公屋小子到法学博士，这是他完成的第一层跨越。
回到西雅图后，他没急着捞钱，而是进了金县检察官办公室。
那几年，他处理了无数起抢劫和谋杀案。
这种基层历练，让他练就了敏锐的嗅觉。
1982年当选州众议员后的十一年里，他极聪明地避开了所有族裔敏感话题，死死盯着教育拨款和中小企业支持。
1996年11月，历史性的时刻来了——骆家辉当选华盛顿州州长。
就职那天，他成了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州长。
在州长任上的八年，他简直是中美贸易最狂热的推销员。
带着贸易代表团10次飞往亚洲，硬是把华盛顿州对华出口额翻了一番。
波音飞机的零件、苹果、软件，源源不断地卖往中国。
那时候的他，看起来真像是连接太平洋两岸的桥梁。
但政治这东西，从来都不是温情脉脉的。
2001年经济衰退时，为了平衡预算，他裁员数千人、冻结薪资。
面对抗议人群，他面不改色。
这股狠劲，为他后来进军华盛顿铺平了路。
2009年，奥巴马一纸提名，骆家辉成了首位华裔商务部长。
宣誓就职时，他面对镜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是100%的美国人。”
这句话，很快就变成了射向中国企业的子弹。
2009年到2011年，正是中美科技摩擦升级的前夜。
华为和中兴，成了美国眼中的刺。
作为商务部长，骆家辉不仅没有避嫌，反而成了最锋利的刀。
除了那通打给Sprint CEO的“劝退”电话，他还主导了多项针对中国企业的审查。
公开记录显示，他极力推动专利改革，同时加强了对中企交易的审核。
2010年，中国留学生拒签率直接飙涨了20%。
到了年底的国会听证会，他当众列举华为和中兴的安全隐患，极力推动收紧出口许可。
他在任期间搭建的这套打压框架，跟后来特朗普的禁令简直是一脉相承。
可以说，华为在美国市场的溃败，骆家辉就是第一推手。
一边打压，一边还要敲打。
他在各种场合公开指责北京保护本土公司，逼外国企业交出技术。
做到了“绝对政治正确”后，2011年8月，他换了个身份——美国驻华大使。
刚抵京上任那会儿，他背着双肩包、坐经济舱的样子，一度在中国网络上圈粉无数。
可他在大使任上干的两件事，现在回想起来，全是算计。
第一件事是签证。
他把中国公民赴美签证的等待期缩短到了3天。
但这背后是为了让更多中国人去美国消费，为了帮波音卖出数百亿美元的飞机。
第二件事是PM2.5。
他在大使馆屋顶装了监测仪，实时发布数据。
当北京PM2.5飙升时，使馆直接标注为“疯狂糟糕”。
这组数据引爆了舆论，客观上倒逼了中国环保标准的调整。
2014年初，骆家辉卸任大使，回到了西雅图。
按理说，退休高官该颐养天年，但他却玩起了一套让人看不懂的操作。
他在律师事务所当起了顾问。
这时候，他那张曾经“对华强硬”的脸，又变成了“中美贸易顾问”的金字招牌。
他频繁访华，利用大使履历为美企背书，单场演讲费高达几万美元。
2016年，他甚至帮一家清洁能源公司开拓华东业务，合同价值数亿美元。
更讽刺的是，2016年他加入了被大连万达收购的AMC院线董事会。
那个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大谈“国家安全”的人，此刻正忙着帮中资背景的企业赚钱。
2021年6月，就在AMC股价高点，他抛售股票套现170多万美元。
仅仅两个月后，股东诉讼就追了上来，虽然没定罪，但吃相实在难看。
直到最近两年，他依然穿着笔挺的西装，游走在咨询圈，在华盛顿晚宴上大谈移民议题。
在美国保守派眼里，他因为与中国“关联太深”而始终不被完全信任；在中国网民眼中，他是典型的“砸饭碗”专家。
他拼命对美表忠心，下手比谁都狠；退休后又拼命利用中国背景捞金，身段比谁都软。
这种撕裂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他以为自己是桥梁，其实更像是一面镜子。
照出的，是华裔精英在权力天花板下，那无处安放的身份焦虑。
做得再多，终究是两头不讨好。
历史不会记住他赚了多少咨询费，只会记住那通断送华为数十亿订单的电话。
这，或许才是他最大的悲哀。
信息来源：
《The Snakehead: An Epic Tale of the Chinatown Underworld and the American Dream》，Patrick Radden Keefe，Doubleday，2009
《Huawei: The Building of a Global Tech Giant》，Wenxian Zhang，Chandos Publishing，2016
《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John Pomfret，Henry Holt and Co.，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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