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太康年间的洛阳夜色深沉,一盏孤灯下,陈寿手中的笔停在半空,墨汁差点滴落在竹简上。
他正在编纂那部后来名垂千古的《三国志》,可这会儿,他的心里却翻江倒海,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坊间都在传,说他这人不够地道,向魏国名士丁仪的儿子索要千斛米,没要到就不给人家立传。
可真正让他如鲠在喉的,其实是家仇。
当年街亭那一仗,他父亲作为马谡的参军,因为战败受了牵连,被诸葛亮处以“髡刑”,硬生生剃光了头发。
这对古人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再加上诸葛瞻对他的一贯轻视,这一桩桩一件件,像刺一样扎在他心头。
于是,他笔锋一转,在史书中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评语:诸葛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
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成了后世无数史学家向诸葛亮泼脏水的源头。
可这盆脏水,真的能泼到那位鞠躬尽瘁的老人身上吗?
咱们把时光倒回到建兴九年(231年),这是向诸葛亮泼来的最狠毒、最诛心的一盆脏水——“不臣之心”。
那会儿的蜀汉政坛,表面风平浪静,底下却是暗流涌动。
和诸葛亮一样同为托孤重臣的李严,突然给前线的诸葛亮写了一封信。
这信里可没有什么嘘寒问暖,而是挖了一个甜蜜的深坑:“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
李严这心思,深沉得让人背后发凉。
他这哪里是好心,分明是把诸葛亮架在火上烤。
你想想,如果诸葛亮接受了,那他和曹操、司马懿那种窃国大盗有什么区别?
汉室忠臣的人设立马崩塌;可如果诸葛亮拒绝,李严就能顺势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甚至还能借机试探诸葛亮的底线,好为自己谋求更大的政治资本。
诸葛亮的回信,后来被李严公之于众。
这就是后世吵得不可开交的“十命可受”论。
诸葛亮在信里写得既坦荡又犀利,大意是说:我本来就是个东方下士,如果能灭了魏国,把皇帝迎回旧都,到时候大家一起升官发财,别说九锡了,就是传说中的“十命”我也敢受!
这话后来被很多人断章取义,觉得诸葛亮狂得没边了。
其实大家不知道,古代压根就没有“十命”这种赏赐,九锡就已经是顶格待遇了。
诸葛亮这是用了一种极致的修辞手法,他在告诉李严:别拿九锡来试探我,等咱们真把汉室兴复了,什么荣华富贵没有?
他这不是贪婪,而是在给李严画饼,更是在安抚这位政治盟友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再说了,他要是真想当皇帝,最开心的恐怕是后主刘禅。
刘禅拿他当亲爹看,而诸葛亮早年没儿子,过继了哥哥的孩子诸葛乔,晚年老来得子有了诸葛瞻,也没当接班人培养。
他要是有异心,何必做到这个份上?
李严这盆脏水泼不进,咱们再把时间往后推三年。
建兴十二年(234年)秋天,五丈原的风已经透着刺骨的凉意。
诸葛亮病逝,蜀汉军中立马炸了锅——大将魏延被杀了。
“诸葛亮遗计杀魏延”,这是泼向丞相的第二盆脏水。
人们总爱说,诸葛亮活着的时候就看魏延脑后有反骨,死了更是设下毒计除掉了他。
可要是翻开《魏略》,你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
诸葛亮临终前,对魏延其实是护犊子的。
魏延和长史杨仪斗了一辈子,诸葛亮始终坚持“一碗水端平”。
魏延打仗猛但人缘臭,杨仪有才华但心眼小。
诸葛亮太清楚这俩人水火不容,但他从来没想过要杀魏延。
相反,魏延在诸葛亮手下,那是官运亨通。
从镇北将军、都亭侯,一路升到前军师、征西大将军,甚至假节,进封南郑侯。
这哪里是防备?
这分明是重用!
你再看看杨仪,混到死也不过是个没有爵位的杂号将军。
那魏延到底是怎么死的?
《魏略》里的记载简直惊心动魄:诸葛亮一死,魏延压根没想造反,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趁机干掉死对头杨仪。
他以为丞相不在了,没人能压得住他,这天下就是他的了。
可他太天真了,完全错判了形势。
杨仪利用了诸葛亮留下的余威,反咬一口说魏延谋反。
魏延这个“军中头号悍将”,在政治斗争里幼稚得像个没断奶的孩子。
他甚至都没来得及真刀真枪地干一场,杨仪一喊话,他的军队就散了。
最后只能仓皇逃跑,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连对此事颇有微词的陈寿也不得不承认:魏延原本的意思根本不是背叛蜀汉去投降魏国,他只是想杀杨仪而已。
诸葛亮从未想杀魏延。
如果丞相还在,魏延顶多也就是挨顿处分,绝不至于丢了性命。
这笔血债,怎么能记到诸葛亮头上?
洗清了野心与杀将的嫌疑,咱们最后回到那个最著名的争议点——建兴六年(228年),街亭。
这是泼向诸葛亮的第一盆脏水,也是最浑浊的一盆:马谡到底该不该用?
马谡到底该不该杀?
东晋的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里痛心疾首,大骂诸葛亮“杀其俊杰”,觉得马谡是个人才,杀了太可惜。
甚至后来很多专家也跟着起哄。
习凿齿这逻辑其实挺滑稽:他一边说马谡是俊杰不该杀,一边又说诸葛亮违背刘备遗言重用马谡是“知之大过”。
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咱们得搞清楚,马谡到底犯了什么罪?
仅仅是因为丢了街亭吗?
不是。
如果是力战而竭,诸葛亮或许还会从轻发落。
细看《三国志》的记载,你会发现真相令人咋舌。
王平当时只有一千人,面对张郃的大军,还能“鸣鼓自持”,搞得张郃不敢逼近,最后还能收拢残兵徐徐撤退。
可身为统帅的马谡呢?
手里握着主力部队,却非要放弃当道下寨,自作聪明跑去山上,结果被人家断了水源。
一旦战败,他的选择不是收拢败兵,而是——畏罪潜逃。
《三国志·向朗传》里藏着真正的答案:“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
马谡不仅仅是败军之将,他还是个逃兵!
在蜀汉那个法度森严的环境里,主帅临阵脱逃,如果不杀,拿什么去给死去的三军将士交代?
拿什么去维护国家的法度?
诸葛亮“戮谡以谢众”,不是心狠,而是不得不为。
有人问,为什么不用魏延或吴懿守街亭?
魏延胆大包天,如果不听号令,很可能不像马谡那样上山,而是直接冲下山去找张郃决战,胜负更加难料。
吴懿是皇亲国戚,如果立下大功,回来封无可封,这也是政治上的隐患。
马谡是丞相悉心培养多年的“乖学生”,临行前千叮万嘱。
谁能想到,这个平日里言听计从的参谋,到了前线会突然“违亮节度”?
诸葛亮唯一的错误,是高估了马谡的执行力,低估了人性的弱点。
但这绝不是“滥杀无辜”,更不是“嫉贤妒能”。
从228年的街亭斩马谡,到231年的回击李严,再到234年的魏延之死。
这短短六年间发生的三件事,构成了后世对诸葛亮最大的误解。
人们习惯用阴谋论去解读历史,觉得权臣必有野心,杀人必有私欲。
但当你擦去这些历史的灰尘,洗净泼在他身上的脏水,你会发现,那个羽扇纶巾的身影,依然孤独而坚定地站在那里。
他杀马谡,是为了法治的尊严;他压魏延,是为了军队的平衡;他回李严,是为了对汉室的忠贞。
就连带着私怨的陈寿,在《三国志》的最后,也依然给了诸葛亮最公正的评价:“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哪怕是带着情绪的笔触,也无法掩盖那穿越千年的光芒。
历史或许会被曲解,但逻辑永远不会撒谎。
那个为了理想鞠躬尽瘁的老人,身上本就没有那些污泥。
所有的脏水,最终都只会映照出泼水者自己的心虚与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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