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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洪流奔涌向前，总有人在激流中挺身而立。这里有理想的火焰，也有人性的考验；有时代的抉择，更有良知的回响。回望来路，不为翻旧账，只为照亮前行的方向。
1958年1月，南宁会议结束后，我国开始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是否应该在当下修建三峡水电站。
经过各方专家在主席面前的唇枪舌战，议题尘埃落定，主席拍板择机上马。
与此同时有一颗政治新星在这次会议后冉冉升起，可谓一战成名。 他就是主管水利部门的李锐，他对下面情况知根知底，获知消息后一声叹息，说:“这么干是不可为而为之。”
张爱萍将军更是激动地跳起来反对：“修建一个200多米的工程，上亿立方蓄水量的三峡电站，一旦决堤不亚于一颗原子弹爆炸，我们不能建造一个战争的目标。”
小平同志闻言则是哈哈笑道：“你们胆子太小了”。
历史上最早提出三峡工程的是孙中山，早在1919年孙中山就指出：“宜昌以上的长江河道有急流滩石碍航，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
此后国民政府组织专家对三峡地区多次查勘，研究高坝电站的方案，不过受制于当时的技术和国力，直到国民党撤离大陆，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在1997年三峡大江截流时，这部分已移居海外的专家被特意邀请回大陆现场参观。
三峡大坝放到60年代属于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特大工程，当时苏联顶级水利专家在实地查看以后表示“不能设想”或“不敢设想”，说：“这么大容量的水电站，你们是真敢想啊，但它非现在的技术和国家经济能力所能负担的。”
这种情况下李锐挺身而出，向主席力陈建坝的弊端和危害：“三峡工程太大太复杂，盲目上马只会得不偿失，与其如此不如留给后人从长计议。”
李锐的建议虽然最终被否掉，但他敢于直言敢讲真话的作风，受到主席的注意和赏识，旋即被主席指定为“通讯秘书”。
主席这个决定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早就知道李锐这个人。
国共战争时期，李锐曾在东北先后担任过高岗和陈云的秘书，协助主持东北的各项工作，经历了从弱到强，逆转战局的整个过程。
通讯秘书的工作对他而言是轻车熟路。
李锐的“通讯秘书”并非陪同式的秘书或生活秘书，职务虽然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
因为李锐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各地方的各种情况，不需要审核和通报，是直接交到主席手里。
这道任命让李锐变得举足轻重，随后在山上举行的一次重要工作会议，李锐被主席钦点参加会议，让他心情澎湃，同时意气风发，这可是核心层的聚会。
此时的李锐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到主席的赏识，整个人踌躇满志，根本没有设想过自己会遭受人生的重大挫折。
会议举行时期，我国正处在建设探索的困难阶段，当时因为中苏交恶，苏联专家撤走，不少援助项目停工，形势相对比较严峻，因此会议的气氛相对严肃。
会议开始的第一天，主席要求大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剖析自己。
当天晚上湖南省委周书记、副书记、李锐、黄参谋长、彭老总五人无意间聚到一起，回忆起参加的峥嵘岁月，结果聊一聊地发起牢骚。
聚会结束时五人在走道上碰到了担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等人，罗瑞卿负责会议期间的整个安保工作。
罗瑞卿看到周书记、副书记、李锐、黄参谋长、彭老总五人在一起后，问他们：“你们大晚上的聚在一起讨论什么事啊?”
罗瑞卿实际上是好奇心大于警惕性，当时五人也是打了个马虎，说是随便瞎聊，罗瑞卿没有任何真凭实据也没说什么，这件事看似就这样掩饰过去了。
话说回来，如果当时五人如实说出来，把抱怨摆到明面上，也没有什么，这不是封建社会，哪里还不许人发几句牢骚的?
问题是李锐回去后开始胡思乱想，担心这件事被人捅上去，到时主席知道了自己就说不清楚了。李锐越想越担心会影响自己的仕途，根本睡不着，于是自作聪明的半夜爬起来，写了一封信给主席，内容是说明那天晚上的情况。
但这一次，李锐在信上画蛇添足了。
李锐在说明信里撒了谎，对抱怨的事只字不提，只说讨论了当下湖南省各处的经济等情况，不仅如此，他在信的末尾还发了重誓，写道：“ 请主席相信我，我以我的政治生命作为担保，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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