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
公元405年深秋，彭泽县衙后院。
四十一岁的县令陶渊明盯着案牍上堆积如山的公文，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案。窗外，最后一批南迁的雁群正掠过灰蒙蒙的天空。郡里来的督邮已在前厅等候——按规矩，县令须整冠束带、跪拜相迎。
“大人，您该更衣了。”书吏低声提醒。
陶渊明缓缓起身，走到院中那棵老槐树下。树叶正黄得灿烂，一阵风过，金黄叶片如钱币般哗啦啦洒落。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也是这样的秋天，自己写下“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时的少年意气。
“官印。”他转身伸手。
当沉甸甸的铜印放在督邮面前的托盘上时，整个县衙鸦雀无声。督邮的脸由红转白：“陶县令，你这是……”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解下官服，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旧衫，“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走出县衙时，夕阳正把鄱阳湖染成万顷金波。他深吸一口气——那是混合着稻香与泥土的气息，是自由的味道。
消息像野火般传遍江州。
“陶渊明疯了！”酒肆里，士人们摇头叹息，“寒窗苦读三十年，好不容易做到县令，说辞就辞？”
“听说他连回乡的盘缠都不够，还得雇船夫送他。”有人压低声音，“船夫认出他是辞官的县令，死活不肯收钱，你猜他怎么说？‘吾日啖五斗，安能欠汝一船资乎？’硬是把仅剩的锦袍抵押了。”
更惊人的还在后头。回到浔阳柴桑老家后，陶渊明竟真的扛起锄头下了地。昔日同僚来访时，看见的是这样一幅景象：一个瘦削的身影在豆田里除草，汗水浸透粗布衣衫，却哼着即兴编的小调：“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渊明！”老友痛心疾首，“你可是名满江州的‘浔阳三隐’之一！大司马桓玄、镇军将军刘裕都曾征召过你！就算不做官，也该著书立说、开馆授徒，何至于此？”
陶渊明直起腰，抹了把汗，笑道：“子非我，安知我之乐？”
他确实穷。房子失火后只能住进破船，常向邻人借米下锅。有年重阳节，无钱买酒，只能独坐菊花丛中，摘一把菊花把玩。忽然远处白马嘶鸣，竟是江州刺史王弘派人送酒来了——这位封疆大吏听说陶渊明近况，特意辗转打听他的喜好。
“知我者，王使君也！”陶渊明拍开酒坛泥封，菊香混着酒香弥漫开来。他当场痛饮，醉醺醺提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诗稿随风传出，洛阳纸贵。
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这种选择。那是个怎样的时代啊——短短三十年，东晋换了六个皇帝，军阀混战，门阀倾轧。多少名士上午还在清谈玄学，下午就成了刑场冤魂。陶渊明亲历过桓玄篡位、刘裕崛起，见过太多“昨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
“他不是逃避，”年轻的寒门学子在太学里争论，“是在乱世中守住人的本真！”
最震撼的对话发生在公元418年。檀道济——刘宋的开国元勋，亲自带着米肉登门拜访。此时陶渊明已病饿交加，卧床多日。
“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檀道济劝道，“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若此？”
陶渊明挣扎坐起，目光如炬：“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他指着那些米肉，“此物虽佳，食之如鲠。”
檀道济叹息离去。他知道，自己面前这个瘦骨嶙峋的老人，有着比千军万马更难撼动的意志。
正是这种意志，催生了文学史上最灿烂的绽放。
在生命的最后八年，陶渊明完成了《桃花源记》。那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乌托邦，像一颗文化原子弹，引爆了整个士林——
农夫在田间传诵“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士大夫在朝堂暗议“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连皇宫里的小皇帝都偷偷问太监：“世上真有桃花源吗？”
它成了乱世中所有人的精神避难所。当刘裕篡晋建宋，大杀司马皇族时，无数人在抄写《桃花源记》；当北魏铁骑南下，烽烟再起时，更多人把“桃花源”绣在战旗上。
但陶渊明自己，始终清醒。临终前，孩子们问他要不要写墓志铭，他摇摇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只要求薄葬，不起坟头。
他当然不知道，自己的选择会照亮千年——
李白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时，杯中晃动着陶渊明的菊酒；苏轼被贬黄州，在东坡耕种时，心里想的是“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甚至二十世纪的美国“垮掉的一代”，也在英文版《桃花源记》里寻找精神家园。
今天，当我们在格子间里疲惫不堪时，当我们在应酬场上强颜欢笑时，总会在某个瞬间想起那个秋日：一个中年人走出官衙，走向田野，把整个时代的重负轻轻卸下。
他证明了：人永远有选择的权利——选择真实地活着，选择与土地亲近，选择在浊世中守护内心的明月清风。
这或许就是陶渊明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无论世界如何喧嚣，你都可以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种豆南山，采菊东篱，听风看云，做一个完整的人。#提到陶渊明,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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