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首都机场T3航站楼，VIP通道入口。
“先生，您的登机牌。”
我接过乘务人员递来的金色卡片，一抬头，脚步顿住了。
十米外的普通安检口，一个穿着米色风衣的女人正弯腰对孩子说话。
那侧脸的弧度，我闭着眼都能画出来。
“妈妈，我想喝水。”
“乖，过了安检再买。”
声音穿过嘈杂的人潮，像一根针扎进我的耳朵。
她直起身，捋了捋头发，目光无意识地扫过这边。
时间静止了。
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瞳孔放大，嘴唇微张。
手里拿着的护照“啪”一声掉在地上。
“林……江远？”
她喊出我的名字，声音发颤。
2008年7月，高考成绩公布那天，县城一中的公告栏前挤满了人。
阳光毒辣，水泥地面蒸腾起热浪。
我的T恤后背已经湿透，手心却一片冰凉。
“江远！你在这儿啊！”
苏晓从人群里钻出来，马尾辫因为奔跑一甩一甩的，
脸上红扑扑的，眼睛里全是光。
“我看到了！我过了！全省第三！北大的分数线够了！”
她抓住我的胳膊，手指因为激动而用力。
“你呢？查分了吗？多少？”
我张了张嘴，喉咙发干。
“320。”
“什么？”
“320分。”我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苏晓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松开手，后退了半步。
“怎么会……你是不是看错了？准考证号输错了？”
我摇摇头，把手机屏幕转向她。
短信页面上，那串数字刺得眼睛疼。
苏晓盯着屏幕，嘴唇开始发抖。她抬头看我，眼圈红了。
“那……那怎么办？我们说好要一起去北京的……”
我没说话。我知道她说的“一起”是什么意思。她考北大，我考个北京的普通本科，我们还在一个城市。
可现在，320分，连三本线都没过。
唯一的出路，是本地那所名字都没几个人知道的职业技术学院。
“没事。”我挤出两个字，“专科就专科，三年就出来工作了。”
“可是。”
“苏晓！”
一声严厉的喝止打断了她的话。
公告栏另一侧，苏晓的父母走了过来。
她父亲是县教育局的科长，母亲是中学老师，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算是体面人家。
苏父扫了我一眼，那眼神像在看路边的杂草。
“成绩出来了？”
“爸，我过了！能上北大！”苏晓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好！好！”苏父脸上露出笑容，拍了拍女儿的肩膀，“没白费功夫。”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江远同学，你考得怎么样？”
我垂下眼睛。
“320。”
空气安静了几秒。
苏母轻轻叹了口气，那声音里的怜悯比嘲讽更伤人。
“哦，那也不错，至少有个学上。”
苏父的语气平淡，“晓晓，回家了，你爷爷奶奶还等着听好消息呢。”
“爸，我。”
“回家。”苏父的声音沉了下来。
苏晓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哀求，有慌乱，还有我读不懂的绝望。
她咬了咬嘴唇，被父母一左一右带着，转身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手里那张写着320分的成绩单，被我捏成了一团。
三天后的傍晚，苏晓的父母找到了我家。
我家在县城老街区，一栋两层自建房，墙面斑驳。
父亲早年工伤去世，母亲在菜市场摆摊卖菜。客厅狭小，家具陈旧。
苏父苏母站在门口，没有进屋的意思。
“江远同学，我们长话短说。”
苏父开门见山，语气平静得像在宣布一项通知。
“你和晓晓的事，我们一直都知道。
高中时期，我们不反对你们交往，是因为相信你们能把重心放在学习上。”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家简陋的客厅。
“晓晓考上了北大，未来会在北京发展，会有更广阔的平台和更优秀的人际圈。而你。”
他看着我。
“你读的是专科，三年后毕业，最好的出路也就是在本地找个工厂当技术员，或者去南方打工。你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我母亲端着茶出来，听到这话，手抖了一下，茶水洒在了桌上。
“苏科长，话不能这么说，孩子还小，以后的路长着呢……”
“正因为他们还小，才不能走错路。”
苏母打断了母亲的话，语气温和，却字字锋利，
“江远妈妈，我们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好。
晓晓和江远现在或许感情好，但现实问题摆在这里。
学历、圈子、未来发展，这些都不是感情能解决的。”
“等他们到了社会上，才会明白什么叫‘门当户对’。”
“我们已经和晓晓谈过了，她也同意我们的看法。”
苏父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这是晓晓写给你的，你看看吧。”
他把信递给我。
信封是淡粉色的，带着苏晓常用的茉莉香味。
我接过，手指发颤。
“我们不会强迫你们立刻断绝联系，但希望你能为晓晓的未来着想。”
苏父的声音放缓了一些，“如果你真的喜欢她，就应该放手，让她去飞。”
“而不是用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拖累她的前程。”
他们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辆黑色轿车消失在巷口。
手里的信封烫得吓人。
母亲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远，算了，咱家配不上人家。”
我没说话，走回房间，关上了门。
拆开信封，信纸上是苏晓娟秀的字迹。
“江远：
对不起。
爸妈说得对，我们的路不一样了。
忘了我吧。
好好照顾自己。
苏晓”
短短五行字，我看了整整一个小时。
每一个笔画都在告诉我：结束了。
我把信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又捡回来，摊平，再揉，再扔。
最后，我把信纸撕成了碎片。
窗外的天黑了。
九月初，苏晓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我没有去送。
同一天，我拖着行李箱，走进了本市的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在郊区，校门破旧，教学楼灰扑扑的。
报到的新生大多垂头丧气，像一群打了败仗的俘虏。
我的专业是“电子商务”，一个当时没人看得懂的名词。
班里四十个人，一半是调剂来的，一半是分数实在没地方去才选的。
第一堂课，班主任说：“咱们这个专业，将来就是做淘宝店，帮人在网上卖东西。”
底下哄堂大笑。
我没笑。
我看着黑板上的“电子商务”四个字，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网上卖东西，是不是意味着，不需要面对面，不需要看人脸色？
宿舍是八人间，铁架床吱呀作响。
室友们很快打成一片，约着去网吧通宵、去校外喝酒、去追隔壁卫校的女生。
我拒绝了所有邀请。
“装什么清高啊，专科而已，混个文凭得了。”
我没反驳。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去操场跑五公里，然后去图书馆。
学校图书馆小得可怜，关于电子商务的书只有三排，我一个月全看完了。
周末，我去市里的新华书店，站在书架前抄书。
笔记本写了一本又一本。
钱不够用。
母亲摆摊的收入勉强够生活费，我不想再伸手要钱。
我开始打工。
第一份工是在学校食堂洗碗，一小时五块钱。
第二份工是在校外网吧当夜班网管，一晚三十块，能免费上网。
网管的活儿清闲，后半夜没人，我就打开电脑，研究各种网站。
2008年底，淘宝刚刚兴起。
我注册了一个账号，从义乌小商品市场进了几十条围巾，
拍照上传，定价九块九包邮。
第一个月，卖出去三条，亏了运费。
第二个月，卖出去十件，勉强保本。
室友看到我在宿舍打包包裹，凑过来看热闹。
“哟，江老板做起生意了？卖得出去吗？”
“玩玩。”我说。
“我说也是，正经人谁在网上买东西啊，看不见摸不着的。”
我没接话，继续打包。
手指被胶带划破，渗出血，我用纸巾擦了擦，接着干。
2009年春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词：跨境电商。
“把中国的东西卖给外国人？”
我盯着屏幕，心跳加快了。
网吧的电脑屏幕泛着蓝光，凌晨三点，整个城市都在沉睡。
我打开谷歌，一个词一个词地搜索……
英文网页看不懂，我就开着翻译软件，一个字一个字地啃。
眼睛熬红了，就滴几滴眼药水。
肚子饿了，泡一碗食堂顺来的方便面。
室友半夜起床上厕所，看见我还坐在电脑前。
“江远，你疯了吧？明天还有课呢。”
“马上睡。”
我没动。
屏幕上，一份关于跨境电商市场分析的报告，我才看到一半。
我知道我疯了。
但我必须疯。
因为每当夜深人静，我闭上眼，脑子里就会浮现出那个场景：
苏父站在我家门口，用平静的语气说：“你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还有苏晓那封信。
“忘了我吧。”
我忘不了。
我要让他们都记住我。
不是记住那个高考320分的失败者。
是记住一个他们再也看不起的人。
2011年6月，我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
没有毕业典礼，没有拨穗仪式，班主任在教室发了毕业证，说了句“前程似锦”，就散会了。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校门，回头看了一眼。
三年，我没逃过一节课，成绩全系第一。
图书馆的管理员认识我，食堂打菜的阿姨认识我，网吧老板认识我。
但我的同学，大多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
因为这三年来，我和他们活在两个世界。
我的行李箱里，没有几件衣服。
塞得满满的是二十几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跨境电商的操作流程、供应链数据、国际物流渠道。
还有一张银行卡，里面有五万八千块钱。
这是我三年来打工、做淘宝店攒下的全部家当。
我在市区租了一间地下室，十平米，月租三百。
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
潮湿的霉味挥之不去。
买了一张二手电脑桌，一台组装的台式电脑，拉了一根最便宜的宽带。
我的公司开张了。
没有注册，没有员工，只有我一个人。
我在亚马逊上注册了店铺，店名“ChinaDirect”，主营中国风的饰品和小工艺品。
第一单来自美国，一个女孩买了一条刺绣手帕，十五美元。
我骑着二手自行车，去批发市场进货，回来打包，跑到市国际邮局寄平邮。
一单利润不到五块钱。
但我兴奋得一整晚没睡。
第一个月，营业额八百美元。
第三个月，两千美元。
第六个月，五千美元。
地下室里堆满了货，走路要侧着身子。
我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白天进货、打包、发货，晚上处理订单、回复客户邮件、研究平台规则。
累了就在纸箱上躺一会儿，饿了就煮一包方便面。
我没有朋友，没有社交，没有娱乐。
唯一的消遣，是偶尔点开苏晓的QQ空间。
她的空间更新得很克制。
几张大学校园的照片，未名湖、博雅塔。
几条分享的歌链接。没有自拍，没有心情语录。
她好像过得很好。
而我，像一只生活在下水道的老鼠。
2012年春天，我的月营业额突破了一万美元。
我搬出了地下室，在郊区租了一间仓库，楼上隔出一个小房间当卧室。
我雇了第一个员工，一个中专毕业的小姑娘，帮我打包发货。
生意似乎走上了正轨。
但危机来得毫无征兆。
2012年秋天，我的eBay店铺突然被封。
理由是“涉嫌出售侵权商品”。
我懵了。我卖的都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通货，哪里来的侵权？
申诉被驳回。
客服回复模板化：经查实，您的店铺存在违规行为，平台决定永久关闭。
账户里的八千多美元余额，被冻结了。
紧接着，亚马逊店铺也收到了警告信，几个热销链接被下架。
仓库里压着十几万的货，大部分货款还没收回来。
雇的员工要发工资，仓库要付租金，物流公司催着结账。
我四处借钱，求爷爷告奶奶，凑了五万块，勉强撑了一个月。
但订单量断崖式下跌。
曾经一天上百单，现在一天两三单。
那个帮我打包的小姑娘，领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小声说：“老板，对不起，我找到新工作了。”
我点点头：“去吧。”
她走了，仓库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坐在纸箱堆中间，看着电脑屏幕上几乎为零的订单数据，突然笑了。
笑出声来，越笑越大声，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苏晓的QQ空间更新了一张照片。
未名湖的秋色，枫叶红得像火。配文：“保研成功了，继续留在燕园。”
我把电脑合上。
走到仓库角落，那里堆着几十个还没拆封的纸箱，是我最新一批进的货。
我拆开一个，里面是仿古的陶瓷杯，每一个都精心包装。
我拿起一个杯子，举起来，想摔。
手停在半空。
最后，我把杯子轻轻放回纸箱。
打开电脑，登录一个跨境电商论坛，发了一个帖子：
“店铺被封，货压十几万，求出路。”
半小时后，有人回帖：“同行举报的吧？你是不是动了谁的蛋糕？”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
举报我的人，很快浮出水面。
是同城另一个做跨境电商的卖家，姓赵，四十多岁，早我两年入行。
他的店铺主营品类和我高度重叠。
论坛里有人私下告诉我：“老赵在圈子里放话了，说你是愣头青，不懂规矩，乱压价，抢了他的客户。”
我约老赵见面。
地点在他公司，市区写字楼里，一百多平的办公室，十几个员工。
老赵坐在老板椅上，端着紫砂壶喝茶。
“小江啊，坐。”
我没坐，站在他办公桌前。
“赵总，我的店铺是你举报的吗？”
老赵笑了笑，放下茶壶。
“年轻人，说话要讲证据。平台封你店，那是平台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论坛里都传开了。”
“传开了又怎样？”老赵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这个圈子就这么大，蛋糕就这么多。
你一个新来的，不懂规矩，乱搞价格战，搞得大家都没饭吃。
你觉得，大家容得下你吗？”
“我卖我的货，价格是我的自由。”
“自由？”老赵转过身，脸上没了笑容，
“小伙子，做生意不是考试，不是你自己埋头苦干就能出头的。这是江湖，有江湖的规矩。”
“什么规矩？”
“要么，你跟着我的价格走，我分你口汤喝。要么，你就别想在这个圈子里混。”
我看着他那张油腻的脸，突然明白了。
这不是竞争。
这是剿杀。
“如果我不答应呢？”
老赵耸耸肩：“那就继续封店呗。eBay、亚马逊、速卖通……我在这行混了这么多年，这点人脉还是有的。”
我没说话，转身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电梯下行时，我看着镜子里自己苍白的脸，眼睛里布满血丝。
回到仓库，我清点了所有库存。
还有价值十二万的货。
账户里剩下不到一万块钱。欠供货商的尾款，还有八万没结。
我坐在电脑前，打开邮箱，里面有几十封未读邮件，大部分是供货商的催款信。
还有一封，来自苏晓。
是的，我有她的邮箱。
三年前从她QQ资料里看到的，一直记在脑子里，但从没联系过。
邮件是一个月前发的，很短：
“江远，听说你在做生意？还好吗？我今年研究生毕业，准备留在北京工作了。祝你顺利。”
我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十分钟。
然后关掉邮箱。
打开一个新的网页，开始搜索：
东南亚电商平台、中东电商市场、南美跨境电商政策……
老赵以为，封了我在欧美平台的店，我就死定了。
但他不知道，这三年来，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剩下的时间，除了干活，就是在研究全世界的电商市场。
欧美市场成熟，竞争激烈。
但这个世界，不只有欧美。
我把最后的钱，全部投进了当时几乎没人看好的东南亚市场。
注册了店铺，重新拍照、上架、写描述。
没有钱做推广，我就一个论坛一个论坛地发帖，一个群一个群地加，
用蹩脚的英语和翻译软件，和当地人聊天，了解他们的需求。
第一个月，订单寥寥。
第二个月，开始有回头客。
第三个月，赶上东南亚的购物节，单日订单突破了一百。
我重新活过来了。
但老赵没有放过我。他发现我在东南亚市场有了起色，
开始用同样的手段，举报我的店铺，挖我的货源，
甚至直接联系我的供货商，抬高采购价。
那段时间，我像在走钢丝。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店铺有没有被封。
每一次发货，都要反复核对地址，生怕被恶意下单。
我瘦了二十斤，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仓库的阁楼上，堆满了空的红牛罐子和泡面盒。
母亲来看我，哭了。
“小远，回家吧，妈养你。别折腾了。”
我摇摇头：“妈，快成了。”
“什么快成了？你看看你都成什么样了！”
我没法解释。我也说不清自己在坚持什么。
为了钱？好像不全是。为了证明自己？也许是。
但更深层的原因，我不敢细想。
每当我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点开苏晓的社交账号。
她的更新越来越少，最近一条是半年前，分享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北上广深，哪里是归宿？》。
底下有共同好友的评论：“晓晓，你还在北京吗？”
她回复：“在，漂着呢。”
漂着。
这个词，让我心里某个地方疼了一下。
2014年底，我的东南亚店铺月销售额突破十万美元。
我注册了公司，租了更大的仓库，雇了五个员工。
老赵又找过我一次，这次是在电话里。
“小江，可以啊，东南亚那块居然被你做起来了。
怎么样，合作吧？你供货，我帮你销，三七分，你三我七。”
“不合作。”
“年轻人，别太傲。东南亚市场小，天花板低，你做不大的。”
“做不做大，是我的事。”
我挂了电话。
2015年，跨境电商风口来了。
国家政策扶持，资本涌入，一夜之间，所有人都知道了“跨境电商”这个词。
我踩在了风口上。
之前积累的供应链资源、物流渠道、本地化运营经验，全部成了优势。
资本找上门来，要投我的公司。
我选了其中一家，出让了30%的股份，换来了五百万的资金。
公司规模迅速扩张。
员工从五个变成五十个，仓库从五百平变成五千平。
业务从东南亚扩展到中东、南美、东欧。
我搬进了市里最高档的写字楼，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城市夜景。
有时我会恍惚，想起那个在地下室啃方便面的自己，
想起那个在网吧熬夜查资料的自己，想起那个被老赵逼到绝境的自己。
那些日子，好像已经很远了。
偶尔从老朋友那里听到苏晓的消息：
她研究生毕业后进了一家国企，工作稳定但收入一般；
谈过两次恋爱，都无疾而终；现在还单身，在北京租房住。
朋友感叹：“苏晓眼光高啊，一般人看不上。不过也三十了，再不结婚就难了。”
我笑笑，没接话。
2018年，我的公司年销售额突破一亿。
我在上海买了房，买了车，出席各种行业峰会，台上演讲，台下被人围着叫“江总”。
老赵的公司，在三年前的那轮洗牌中倒闭了。
听说他回老家开了个小超市，勉强糊口。
我没去打听细节。
没意义了。
2023年，公司成立十周年。
我在宴会上喝了很多酒，助理送我回酒店时，
我坐在后座，看着窗外流光溢彩的上海。
突然想起十五年前，那个站在县城一中公告栏前的少年。
那个因为320分而抬不起头的少年。
那个被心爱女孩的父母说“差距会越来越大”的少年。
如果他能看到现在的我，会说什么？
我不知道。
车子经过外滩，黄浦江对岸的霓虹灯映在车窗上，一片迷离的光影。
我闭上眼睛。
苏晓，你现在看到我了吗？
我们之间的差距，现在是谁比较大呢？
2026年1月22日，首都机场T3航站楼。
我从国外考察回来，带着团队。行程很紧，马上要转机去深圳开会。
助理去办手续，我在VIP通道入口等待。
然后，我看到了她。
十五年来第一次，在现实世界里看到她。
不是社交账号上的模糊照片，不是朋友口中的只言片语，
是真真实实的，活生生的她。
她老了。眼角有了细纹，皮肤不再像十八岁时那样光洁。
穿着米色的风衣，黑色的靴子，朴素，但得体。
她弯腰对一个男孩说话，语气温柔。
那男孩七八岁的样子，背着一个小书包，仰头看着她。
我的脚步停住了。
血液好像在瞬间冲上头顶，又在瞬间冻结。
她直起身，捋了捋头发，目光扫过来。
时间静止了。
她脸上的笑容凝固，瞳孔放大，嘴唇微张。手里的护照掉在地上。
“林……江远？”
她喊我的名字，声音发颤。
我没有动。
十五年来的所有画面，在脑子里飞速闪过：
公告栏前的阳光，她父母轻蔑的眼神，
那封只有五行的信，地下室的霉味，老赵油腻的脸，
还有无数个深夜，电脑屏幕的蓝光映着我苍白的脸。
她往前走了两步，又猛地停住，脸色“唰”地变得惨白。
她突然转身，一把将身边的小男孩拉到身后，动作慌乱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那孩子约莫七八岁，怯生生地从她身后探出半个脑袋，
一双黑亮的眼睛好奇地看向我。
我的呼吸停滞了。
那眉眼，那鼻梁，那抿嘴的样子。
像极了我房间里那张童年照片里的自己。
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我盯着那孩子，一个荒谬又可怕的念头在脑中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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