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兄弟，大姐给你留了口热乎饭，趁热吃了吧，别总在屋里闷着。”
三年前，杜大姐总是端着一碗香喷喷的饺子或红烧肉，笑盈盈地站在那扇摇欲坠的木门外。
那时候的我，满心都是防备，总觉得这世上哪有平白无故的关爱，更别提她从不主动管我要房租。
我以为她是看我单身久了，图我这个人的劳力，或者是想通过这点小恩小惠赖上我让我养老，甚至是设下了什么更深的圈套。
为了逃离这份“不怀好意”的真情，我甚至在那张旧手机里拉黑了她所有的消息。
谁能想到，三年后那个尘封已久的旧手机，会突然弹出来一条短信，让我这个五十岁的大老爷们在雨夜里哭得像个孩子……
01
那是一九九几年的事情了，我五十出头，遭遇了下岗潮。
原本安稳了一辈子的饭碗，说没就没了。
老家的小镇待不下去，为了给家里正在读大学的女儿挣学费，我只好卷着铺盖卷来到了省城。
我叫沈长卿，在老家是个做木工的手艺人。
来到省城的时候，兜里统共就揣着三百块钱，那是家里最后的积蓄。
省城的火车站很大，人挤着人，每个人看起来都行色匆匆。
我背着沉重的工具箱，走在陌生的柏油马路上，心里没着没落的。
在火车站旁边的胡同里转了半天，我想找个便宜的地方落脚。
太高档的小区我不敢看，专门挑那种破旧的小胡同钻。
就在快要绝望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电线杆子上贴着的招租启事。
那是一张歪歪扭扭的红纸，上面写着：有房出租，价格面议，爱干净的人优先。
顺着地址，我找到了那个叫“幸福巷”的地方。
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了杜秀兰，也就是后来的杜大姐。
杜大姐那时候六十岁出头，腰杆笔直，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
我看了一眼那间小屋，虽然不大，但打扫得窗明几净。
“大姐，我是在工地干木工活的，身上可能不怎么干净，租金能便宜点吗？”我局促地搓着手，低头看着脚尖。
杜大姐打量了我一眼，没说话，倒是先端起桌上的一杯白开水递给我。
“看你这手上的老茧，就是个老实干活的人。”杜大姐笑着说。
她说房租只要一百块钱一个月，还管水费。
在省城，这个价格简直就像是天上掉馅饼，我当时心存感激，连忙搬了进来。
屋子里有一张旧木床，一张四方桌，这就成了我在异乡的家。
安顿下来的第一周，我每天早出晚归，在工地上拼命干活。
那天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住处，刚走到院门口，就闻到了一阵浓郁的香味。
是红烧肉的味道。
我吞了吞口水，正打算进屋煮面条，杜大姐就端着个大碗从厨房走出来了。
“沈兄弟，回来的正好，我今天肉炖多了，一个人吃不完，给你匀一碗。”
她没等我拒绝，就把那碗还冒着热气的红烧肉塞到了我手里。
那一碗肉，肥瘦相间，看着就馋人，我眼眶有点发酸。
可心里那个“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念头，在那时候就冒了出来。
我想起工友们经常在工地门口讲的故事，说是有那种骗子，专门盯着外地来的老实汉。
有的騙你养老，有的騙你钱财，甚至有的能把你忽悠得家破人亡。
我虽然没什么钱，但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种过度热情的行为确实让人心里发虚。
我道了谢，回屋里关上门，看着那碗肉，半天没敢动筷子。
接下来的日子，杜大姐的行为越来越“反常”。
原本说好的每个月月初交房租，结果到了日子我主动去敲门，她却总是摆摆手。
“哎呀，沈兄弟，你不还得往老家汇钱吗？我不急，你先把手里的钱存够了再给。”
她一次次地推脱，到后来甚至一连三个月都没收我的钱。
不仅不收钱，她送的东西反而更多了。
今天是自个儿包的白菜猪肉饺子，明天是家里熬的一锅黏糊的小米粥。
有时候天冷了，她还会递给我一件看着有些年头但非常干净的旧军大衣。
她说：“这衣服放着也是生虫，你下工地披着，别冻坏了肩膀。”
这种好，就像是连绵不断的潮水，让我渐渐感到窒息。
我是个倔脾气的人，不爱欠人情。
我试图在回礼的时候送她点在路边买的水果，可她从来不肯要。
她说：“我有退休金，虽然不多，但够吃够喝了，你出门在外不容易。”
可越是这样，我心里的疑虑就越重。
我想起家里那点破事，想起前几年被人坑走的几千块积蓄，心里就像是长了一丛荆棘。
我想，这个世界上，除了亲爹亲妈，哪有人会无缘无故对一个陌生人这么好？
她一个独居老太太，没见有儿女回来过，会不会是想以后老了，生生把我这劳动力套在这里？
又或者是她这房子其实是有什么产权纠纷，想找个人在这儿撑门面？
在这种不信任的萌芽中，工友老陆的出现，彻底成了那盆浇在信任火种上的冷水。
老陆是我在工地上唯一能说上几句话的人，也是个外地汉子。
那天中午，我们在工地的脚手架下面吃午饭，我顺嘴提了一句房东的事。
老陆一听，嘴里的馒头差点没掉下来。
“老沈啊，你是不是傻？这天底下能有这种便宜占？”
老陆神神秘秘地凑过来，压低声音说：“这种人我见多了，都是先给你点甜头。”
“你想想，她不要你的钱，那是图你更大的东西。”
“指不定哪天她两眼一闭，或者是故意摔一跤，就赖上你，让你养老送终。”
“到时候你那点辛苦钱，都不够赔她的，甚至还可能背上官司。”
老陆的话字字扎心，正好说到了我最担心的痛点。
我越想越后怕，心里原本对那碗红烧肉的感激，全变成了对陷阱的恐惧。
回到住处时，杜大姐正在院子里择菜，看到我回来，还是像往常一样笑呵呵的。
可那天我没敢直视她的眼睛，含含糊糊打了个招呼，就钻回了那间小屋。
窗外的风刮得呼呼响，我的心里却像是有一面鼓在不停地敲。
我开始偷偷观察杜大姐，想找出她“图谋不轨”的蛛丝马迹。
我发现她有时候会盯着我晾在院子里的衬衫发呆。
有时候我下班回来，正赶上她在走廊里偷偷抹眼泪。
这种种迹象，在我那时候看来，都变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理攻势。
我总觉得，她在那平静祥和的面容背后，隐藏着一个让我无法承受的巨大计划。
那段时间，我甚至不敢再喝她送来的小米粥。
哪怕肚皮饿得咕咕叫，哪怕屋里那股红薯饭的香味再勾人。
我都会把那些碗端进屋，等到了半夜，再偷偷倒在胡同口的垃圾堆里。
那时候的我，只觉得那是诱人的毒饵，只要我咬了钩，就再也脱不了身。
02
时间一晃就到了这一年的年底，省城的冬天冷得彻骨。
工地上的活计渐渐停了，我也存了一万多块钱。
那是留给女儿下个学期的生活费和家里过年的开销，我都贴身揣在衣服最里层的口袋里。
原本打算拿到工钱就先给杜大姐结清房租。
可正好那阵子，老陆又在我耳朵根子下面讲了不少类似的事情。
他说隔壁巷子里有个租客，也是被房东百般照顾，最后硬是被那家人的亲戚指控侵占财产，被撵走的时候分文没剩下。
老陆的分析有鼻子有眼：“你看着吧，老沈，你还没给她房租，她这就憋着大招呢。”
这些话听得我后脊梁直冒冷气。
那天临近腊月二十三，小年。
我心里一直打着鼓，在琢磨着什么时候回老家。
晚上八点多，我正坐在桌边算账，忽然听见外面传来两个女人说话的声音。
由于那种不安全感，我的听力在那个时期变得异常敏锐。
一个是杜大姐的声音，另一个听着像是住在街对面王婶的声音。
杜大姐压低了嗓子，语气里似乎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焦急。
她说：“王妹子，你看看这个月还有谁家要那件军大衣，我也没多少日子能留了。”
王婶叹了口气说：“你这又是何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盯着他不放，你不怕以后被发现？”
杜大姐的声音带了点哭腔：“我哪管得了那么多，我得看着他啊，那可是我唯一的念想。”
杜大姐接着又说了一句：“他快走了，我看他这两天在收拾东西，你帮我盯紧了那条街，可不能让他随随便便就这么跑掉。”
王婶回道：“行，我帮你留心着，等到了时间，咱们就把那个事情摊牌，看他还能往哪走。”
躲在门后的我，听到这里，整个人瞬间像是坠入了冰窟窿。
脑子嗡嗡直响，全是那句“不能让他随随便便跑掉”和“摊牌”。
这不是图谋不轨是什么？这不是典型的想要合伙坑害人吗？
我甚至不敢细想那个“摊牌”之后会发生什么。
难道是要把莫须有的债务压到我身上？还是要控告我在这儿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
老实了一辈子的我，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吓得手心里全是汗。
我想起杜大姐之前给我的军大衣，给她我的饺子，此时全变成了勒住脖子的绞索。
原来她那些温顺和关怀，全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好在过年这时候“收网”！
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瞬间占据了我的大脑。
我想，我也不能等明天了，万一明天早上她们就来跟我“摊牌”，我就走不掉了。
我得跑，赶紧跑。
那可是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挣下来的血汗钱。
我要是再在这里耽搁下去，可能真的连回家的路都摸不到了。
可是，我这心里也有愧疚。
虽然觉得她有所图谋，但我确实也住了人家的房子。
本来打算去结房租的，可是一听见“要把我盯着不让走”这种话，我就彻底慌了神。
万一我去交房租，她以此为借口直接扣住我不让走怎么办？
恐惧战胜了理智。
我甚至顾不得那一院子的凌乱。
我飞快地把自己换下来的两件旧衣服塞进蛇皮袋里。
木工工具是我吃饭的家伙，必须得带走。
可是那箱工具太重，在地上拖拽会发出巨大的声响。
我咬咬牙，脱下了脚上的胶鞋，只穿两只袜子，小心翼翼地把工具一件一件地重新包裹在破被子里。
整个过程我的心脏跳到了嗓子眼。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在玩命。
院子里静悄悄的，只能听见杜大姐那屋还没熄灯的动静。
我知道她在那个屋里坐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像她们计划的那样，正在想怎么对付我。
我等到深夜一点多，等到杜大姐那屋的灯灭了一个小时后。
我悄悄背起那几十斤重的工具，右手拎着蛇皮袋，像个贼一样蹲在窗子后面观察。
窗外落了点小雪，地上一层薄白。
我尽可能贴着墙根走，避开任何可能发出响声的树枝。
在大门口，我原本想留下几百块钱。
可是我的手刚摸到钱袋，想起杜大姐和王婶的对话，我的心就冷了下来。
我觉得这一分一毫都是我的保命钱，千万不能在这节骨眼上暴露。
哪怕背上一个“不告而别”的坏名声，也总比被这个充满心计的老太太坑了强。
我推开院门的插销，由于平时经常给邻里修门，我知道哪个角度推门声音最小。
那一刻，雪花落在我的颈子里，凉飕飕的。
我跑出了巷子，跑到了路灯昏暗的大街上。
在那天半夜，我躲进了一个还没封顶的长途车站。
就在那寒风凛冽的半夜，我不仅搬走了，还做了一件后来回想起来后悔得想要撞墙的事。
因为害怕杜大姐会带着人、按照租房登记的信息找麻烦，或者不断的骚扰我。
我颤抖着手，打开了那个用了好几年的破手机。
那是我来省城时女儿为了联系方便给我买的，虽然只有发短信和打电话的功能，但那时也是我最值钱的东西。
我找到了“杜房东”那个联系人。
我按下了删除键，接着觉得还不保险，又费了半天劲找到了手机里的黑名单功能。
把杜大姐的手机号，甚至连带老陆那个喜欢嚼舌根的人，全关进了死牢。
我觉得，只要我和这个城市断绝了这些联系，我就能重新开始，保护好我的汗水。
第二天清晨，我踏上了回老家的客车。
在车窗玻璃上结出的霜花里，我仿佛还能看见杜大姐那个慈祥得过头的笑脸。
我当时对着那张幻影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大姐，对不住了，我这人穷归穷，但我真的被你们这些城里人心思吓坏了。
我回到了老家那个落后的小镇，重新修起了旧房。
因为在省城那件事带来的惊恐，我不仅在这一年里不回省城，甚至在之后的三年里，我也从来不敢往那边走一步。
我把那段记忆封锁得死死的。
我也以为，我再也不会和那个充满了红烧肉味儿的小巷产生任何瓜葛。
就在三年的时间几乎抹平了这段记忆时。
就在这一天，一场瓢泼大雨把我和旧生活撞在了一起。
那是立秋后的第一个阴雨天，我在镇上的木器厂下班回来。
女儿给我寄回来一张新式的手机卡，说现在的旧卡太费钱。
为了换新卡，我不得不重新充电打开那个锁在抽屉深处的破旧手机，要把里面的联系人存一下。
手机充上电后，由于久未开机，屏幕闪烁得厉害。
等了一刻钟左右，原本信号几乎是死掉的机器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
那是一种连续不断的震动声，伴随着旧式的机械转轮提示音，打破了漏雨的工棚里的寂静。
屏幕上弹出了一连串的信息提醒，那些被延迟了整整三年，甚至可能更久的数字开始跳动。
我盯着发件人的号码。
那一刻，空气好像瞬间凝固了，因为那个号码虽然没名字，但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是被我拉黑了整整三年零七个月的、属于杜秀兰的号码。
她一共给我发了整整二十三条短信，最早的一条就是我逃跑的那天清晨。
我顺着那些信息往下滑，颤抖的手指几乎拿不稳手机。
当我读到最后几条消息时，
手机屏幕上的一行黑字瞬间击碎了我最后的一丝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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