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白宫记者会向来是美国政治的仪式性场景：总统发言、媒体追问、权力接受公共检视。然而1月20日这场持续近两个小时的记者会，更像是一场高度个人化的独白。31页“365项胜利”的清单，被展示、抛下，又迅速被遗忘；边境执法人员被塑造成英雄，抗议者被定性为煽动者；格陵兰岛、诺贝尔和平奖、2020年大选、媒体阴谋在同一条叙事链条中被反复缠绕。所有内容最终汇聚到一个中心：总统本人，以及他对自身历史角色的强烈确信。
这一场景并非偶然失控，而是特朗普政治风格在重返白宫一年后的自然延展。与其说这是一次总结政绩的发布会，不如说是一次对“自我合法性”的持续申诉。成就清单的象征意义，恰恰在于它的被弃置——制度化的政绩表述无法承载他所需要的叙事张力，个人感受与道德评判，才是他真正依赖的政治资源。
从内容上看，移民问题仍然是这套叙事的核心支点。将执法行动描述为爱国行为，将反对者视为受雇煽动者，这种二分法并不新鲜，却在执法致死事件引发全国抗议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尖锐。政策讨论被压缩为忠诚与背叛的判断，复杂的社会矛盾被简化为道德立场的选择。由此产生的，并非更清晰的治理方向，而是一种持续动员式的政治状态。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个人叙事对国家权力边界的侵蚀。当格陵兰岛问题被与诺贝尔和平奖挂钩，当国际事务被纳入个人荣誉的想象空间，外交政策便不再只是国家利益的函数，而开始服务于领导人自我叙述的完整性。对盟友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构成压力：威胁并不一定会兑现，但其被反复抛出的姿态，足以削弱信任。
特朗普对媒体和民调的态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结构性紧张。他并未试图反驳具体数据，而是直接否定数据背后的生产机制，暗示负面评价源于系统性偏见。这种逻辑一旦成立，公共舆论便失去作为政策纠偏工具的功能，转而成为权力叙事中的敌对对象。政治由此进入一种封闭循环：不被认可，意味着被打压；被打压，反而证明自身正确。
这种循环的风险，在于它不断抬高冲突阈值。国内政治层面，抗议与执法对峙的频率上升，社会撕裂被常态化；国际层面，盟友被置于“你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模糊威慑之下，政策信号变得难以解读。权力的可预期性，是现代国家运作的重要前提，而个人化叙事恰恰削弱了这一前提。
回看历史，美国并非第一次面对强烈个人风格的总统。但以往的制度框架，往往能够通过党派制衡、媒体监督、司法介入，将个人意志重新纳入规则轨道。如今的问题在于，当对制度本身的怀疑成为政治动员的一部分，制衡机制便会被视为障碍，而非保障。此时，冲突不再围绕具体政策展开，而是围绕“谁代表真正的美国”这一抽象命题。
同日爆发的多地示威，正是这种张力的现实映射。抗议者并非只针对某一项移民政策，而是在回应一种他们感知到的权力姿态：强硬、排他、拒绝承认异议的正当性。这种对立并不容易通过妥协消解，因为它关乎价值认同，而非技术性调整。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美国政治已经走向不可逆的失序，但它清楚地提示了一种危险趋势：当领导人的自我叙事不断膨胀，国家治理便容易被卷入情绪与象征的漩涡。权力需要自信，却更需要边界；需要叙事，却不能被叙事吞噬。美国制度的韧性，或许正取决于它能否在这种高度个人化的政治风格中，重新找回对规则、程序与公共理性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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