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数字技术逐渐成为产业创新系统演化的重要驱动力。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文献进行归纳、总结与分析，研究基于“知识基础与技术范式—行为角色与创新网络—外部环境”的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了数字技术驱动下产业创新系统的理论内涵、关键机制及未来研究方向。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通过改变知识流动和知识创造模式，推动产业创新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进而影响产业创新绩效和竞争格局。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产业创新系统的外部环境提出了新的适应性要求，包括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机制的互动调适，以及制度体系与公共政策在数字技术背景下的重塑。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面向现代化产业体系探索数字技术赋能产业追赶、创新生态构建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机制。产业实践方面，应逐步采用更加迭代与开放的创新模式，并优化资源配置策略；政策制定则需构建适应性强、兼顾数字包容性的监管体系与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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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驱动下，数字技术驱动科技创新范式变革的趋势更加显著，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与应用成为产业创新主体变革生产方式与创新模式的重要着力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设立专篇对“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和“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作出重要部署，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
科学与技术知识以其高积累性、复杂性、系统性和不确定性等特性推动产业边界的形成，并不断调整产业内部与不同产业间行为者的互动过程，多种要素共生演化，形成产业创新系统。近三十年来，产业创新系统成为学者们广泛运用的研究视角，带动了理论层面的迅速演进，并成为产业创新实践的指导思想。产业创新系统理论由Malerba、Breschi和Kim等学者提出并完善，其理论根基可追溯至Pavitt的产业创新分类理论、Klepper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以及以Freeman、Nelson和Lundvall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思想以及相关创新系统方法论，与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创新生态系统等知识群共同构成系统性视角下创新研究的知识基础。产业创新系统理论不仅局限于企业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路径，更重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和组合创新的系统集成效应，强调通过多维度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演化突变和转换升级。产业作为中观经济单元，是微观层面企业创新与宏观层面国家创新之间的桥梁，又是创新生态系统耦合的重要单元。因此，产业创新系统理论为后发国家产业追赶、产业创新差异、产业领导地位更迭、产业动态变迁等主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已有的学术研究覆盖了计算机业、半导体业、信息通信业、制药业等不同产业部门。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凭借其固有的高渗透性、强协同性与显著替代性，正深刻赋能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发展。数字技术驱动下技术创新的知识基础日益复杂化、产业组织边界持续模糊化以及创新协同形式的多元化演进，不仅对现有产业创新系统的结构与运作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对传统产业创新理论的解释力提出挑战。鉴于此，现有产业创新系统理论在充分阐释数字技术独特作用机制及其引发的系统性变革方面尚存有潜在探索空间。研究系统梳理数字技术驱动背景下产业创新系统的相关研究，通过对国内外主流期刊文献进行检索、评述与比较分析，旨在现有产业创新系统理论框架与核心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界定数字时代的特定研究情境与理论边界，从数字技术嵌入的深度与广度、创新系统内部要素互动模式的重构、以及外部环境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应对等关键维度，进行探索性研究。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能够更有效整合数字技术影响的产业创新系统理论框架，并据此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深刻理解并有效支撑中国特定情境下产业创新与发展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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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围绕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创新系统相关研究，参考国内学者（如鲁若愚等）前期研究的检索方法，研究选择了2001—2022年Web of Science和知网作为国内外数字技术和产业创新系统相关文献的数据库来源。国际文献检索方面，以TS=（sectoral systems OR sectoral system of innovation）AND TS=（digital technology OR digitalization OR digital）为主题词对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国际期刊进行检索，共得到243篇论文。国内期刊检索方面，以“产业创新系统”和“数字技术/数字技术/数字创新”为主题词对国内CSSCI期刊进行模糊检索，仅筛选出2篇文献。为防止文献遗漏，以“产业创新系统”为关键词检索筛选出63篇中文文献，再逐一阅读，再从中筛选出27篇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中文文献。
1.1 文献数量统计
研究对国际与国内的相关领域文献发表情况进行简单统计（见图1）。学术界对产业创新系统与数字技术交叉领域的研究大约兴起于本世纪初，此后相关文献数量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初步探索阶段，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文献发表量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主要反映了产业创新系统理论与数字技术在中国的引介、消化表明国际学术界对该议题的关注相对更早，并已着手奠定初步的研究基础，侧重于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创新模式影响的早期观察与理论对接。第二，深入拓展阶段，国内文献发表量开始稳步增长，标志着中国学者对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创新的关注度显著提升，研究议题开始从宏观探讨向具体机制、特定产业应用等方向纵深拓展。同期，国际文献的增长更为迅速且体量更大，对数字技术与产业创新系统深度融合的复杂议题投入了更大的研究热情与资源，研究视角和方法也更趋多元。第三，加速成长阶段，国际文献数量呈现迅猛增长态势，这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深化紧密相关，前沿数字技术日益凸显其作为产业创新核心驱动力的战略地位，激发了全球学术界对这一交叉领域的浓厚兴趣和系统性研究。这一方面体现了学者对数字技术在产业创新系统中革命性作用的敏锐洞察与持续深耕，另一方面也鲜明地反映了该研究方向已成为国际前沿热点，其很大程度上与全球经济社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宏观趋势同频共振。尽管我国在数字技术应用层面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对产业创新系统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系统性理论探讨和学理建构仍显不足。
1.2 研究主题分布
研究采用使用词频—逆文档频率（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TF-IDF）方法对搜集的所有文献进行文本分析，以提取关键词和研究问题，以确定整个数据集中的主要研究方向。
国内对产业创新系统理论与数字技术的研究主体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产业创新系统的理论拓展与应用。部分文献对产业创新系统理论的内涵、理论基础和应用进行了理论分析，探讨了数字技术推动产业创新系统发展的过程机制，以及在复杂外部环境下如何促进产业追赶和创新系统的演化。第二，数字产业的产业创新系统视角分析。部分文献分析了不同产业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发展模式以及在特定产业背景下的自主创新模式和技术创新的关键路径。第三，产业技术创新与协同演化。部分文献探讨了产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和协同演化机制。第四，产业创新系统的障碍与政策。部分文献识别了在产业创新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系统性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这些研究关注于如何解决创新系统中的失效现象，并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来促进产业创新。
关于产业创新系统与数字技术交叉领域的研究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核心方向：第一，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产业创新系统的重构与理论调适。相关研究聚焦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如何深刻渗透并重塑传统产业边界，进而对产业创新系统的结构、动态及演化路径构成深远影响。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加速融合与应用，传统行业界限日益模糊，形成了更为复杂和动态的产业生态，这不仅对既有的产业创新系统理论的解释力构成了显著挑战，也为其发展开辟了新的理论视窗与研究议程。第二，数字赋能下的创新合作、知识整合与边界拓展。研究重点关注在数字技术环境下，创新主体如何通过构建跨学科、跨组织的合作网络与平台，高效整合内外部异质性知识与技术资源，以加速新颖知识的共同创造、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并引领行业技术前沿的演进。第三，数字技术发展的制度环境、政策响应与治理挑战。此类研究着重分析不同国家及特定产业部门的制度安排如何塑造数字技术的发展轨迹、扩散速度与应用成效。研究普遍关注的关键议题包括：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规划与投资机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数据主权、安全与隐私保护的法规建设与伦理考量以及新兴数字技术所引发的“治理赤字”与社会影响等。
国内外的学术文献在研究重点、研究视角及政策情境等方面仍显现出差异。研究重点方面，国内文献更倾向于探讨产业创新系统理论的深化与拓展、特定产业创新系统的细致剖析、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动态过程、其面临的挑战与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及数字技术的影响力及其在创新系统中的整合方式。相较之下，国际学术文献则更为聚焦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产业创新系统的深远影响、数字技术合作中的跨学科整合、政策与制度环境对数字技术发展进程的作用，以及数字技术在各产业中所表现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视角方面，国内研究多侧重于理论探究和案例分析，并集中于本国特定的产业环境与市场背景。国际研究则多采用全球市场数据和跨国企业案例，分析视角更为宏观。此外，国内研究常针对中国数字产业与技术发展的特定需求及本土特征进行深入探讨；而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范围则通常涵盖更广泛的产业类别，并侧重于数字产业的跨国特性与多学科交叉属性。政策情境方面，国内学术研究通常聚焦于本国的政策导向与法规框架；而国际研究则更侧重于国际比较以及不同国家背景下的政策需求与实践分析。国内外学术研究在构建数字技术驱动下的产业创新系统理论框架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证基础。研究成果为深入阐释数字技术如何推动产业创新系统的演进，以及如何构建产业创新系统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当前研究仍然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系统化的理论架构。本研究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综合归纳和整合，结合当下数字技术与产业创新的发展实践，着重探讨数字技术在产业创新系统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在促进系统革新方面的过程机制，进而为丰富产业创新系统内涵框架、理论视角和研究方向提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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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创新系统内涵框架
基于现有文献，研究从产业创新活动演化和变革的研究子系统分析维度出发，基于产业创新系统“知识基础与技术范式—行为角色与创新网络—外部环境”的研究框架，对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创新系统的理论内涵、组织形式、系统功能与外部环境要求进行分析（如图2所示）。
2.1 数字技术的知识基础与技术范式
以往研究表明，知识基础和技术范式对技术创新活动本身以及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产生异质性影响。数字技术条件、知识来源多样性、技术专用性程度以及技术知识的累积特性等因素，通过对知识基础施加异质性的作用，继而对特定产业的创新绩效、产业集中度、运营效率等方面产生具体影响，并最终可能引致产业创新模式与竞争格局的深刻演变。
一方面，数字技术本身的知识基础多元化、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特征更加显著。主要原因在于数字技术多是知识密集型产物，需要长时间的知识积累、技术基础与认知学习，使得数字技术本身的创新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Lee等通过对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专利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3D打印机、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平均技术生命周期更长、原创性更强、科学依赖度更高，但通用性更低。这种数字技术的高专用性与低适配性使得通过模仿性研发进入市场竞争的可能性降低，而拥有数字技术的企业则可无需额外成本就可将新技术应用于产品与服务能力拓展，形成特定市场优势。此外，由于产业的技术机会与学术领域的科研突破、企业对科学研究经费和设备的投入支持与企业上下游伙伴的知识反哺存在密切联系，拥有数字技术的企业可能在产业创新系统中占据更高主导地位，而后来者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与进入产品市场的机会减少。孟庆时等以先进数字显示产业为研究场景，发现新一代信息技术具有阶段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对产业升级和更迭与多领域主导地位的多元化具有影响。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平台化、协同化的知识资源创造与管理模式的发展。开源生态等数字创新平台的广泛使用增加了知识搜寻的渠道与机会。以往通过地理邻近或产业集群获取知识来源的模式被打破，产业创新主体有机会突破地域和产业的边界限制获取更多的知识资源，丰富产业部门内部的知识基础。数字平台的出现也能解决部分由于不同产业部门和技术领域之间的差异和与之相关的特定知识环境导致的产业部门之间技术能力溢出有限的问题，通过打破产业部门之间的知识流动壁垒，使得跨部门技术扩散增加，推动产业创新价值增量的提高。何琦等通过对2000—2020年创新扩散研究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数字技术转型使得创新的边界与属性不断演化，从有限的产品创新向无限的融合创新扩散，技术扩散的机理和轨迹亦趋向多元，创新扩散的效率提高。这种技术底层逻辑的变化和创新范式的转变对产业部门内部的创新活动与创新绩效存在正面影响。但是，跨产业部门知识流动性提高也会造成知识资源的冗余，导致知识搜寻和重组无效的风险更高，意味着新颖知识创造的不确定性更高。
2.2 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创新系统的行为角色与创新网络
产业创新系统的行为者不仅包括创新的主体—企业组织，还包括与之联系紧密的非企业组织和个人，如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科学家等。行为者在价值链与供应链不同位置和不同阶段扮演的角色，共同定义了产业系统的边界。学校和科研机构为产业创新提供基础研究来源和人力支持，金融机构为企业初创期提供资金保障和支持，政府为产业创新提供制度安排与政策鼓励，需求端用户企业与消费者同样是产业系统边界与创新活动组织的关键要素。产业创新系统演化具有自组织协同特征。系统内部技术创新个体行为演化的过程与条件，以及产业系统内部集体行为演化的规律，即企业组织、非企业组织和个人为主体的代理人及其他相关角色为实现产品创造、生产和销售进行一系列市场和非市场的自发互动行为。由异质行为者互动、合作与交流形成的网络体系在产业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异质行为者通过市场与非市场的手段在创新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行为者之间构成的网络对参与者本身行为方式和创新活动产生作用，影响着产业部门以何种形式生产和创造特定成熟产品或新型产品以实现效率最大化。在数字技术驱动下，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创新主体联系和互动更密切，价值链角色更加多元化，主体竞争手段更加多样化，创新合作网络复杂化，共同提高了产业创新系统自组织协同演化特征的显著性提高。随着数字技术在生产与创新活动过程中的广泛应用，产业系统的行为者朝着多元化、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的趋势演进，主要得益于数字连通性与数字包容性的大幅提高。
第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得实体和虚拟世界的感知和交互加速产业交叉融合，产业内部逐渐进行数字技术、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通过生产活动决策及评估、生产线数字技术转型、生产活动的远程高效协同等方式实现外部溢出与渗透扩散，提高全流程各环节的资源配置和生产加工效率，使得企业可以实现价值再创。例如，智能制造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融合应用到制造业中，使得企业可以进行智能生产、智能管理、智能服务等多个方面的升级改造，通过高新技术、生产性服务、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等方面集聚重组了生产线上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由此降低了劳动力错配程度，提高了产业协作效率。
第二，数字技术贯穿产业链与价值链，使得更多原本不相关的主体参与到产业部门的创新活动中来。数字技术在产业过程中的嵌入和融合极大地增加了创新参与者的连通性，尤其是需求端用户的异质性和多层化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源泉。具体而言，数据要素驱动下消费者对生产者、消费者生产内容等模式的出现使更多主体有机会参与到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环节。例如，消费者通过提供大数据，为企业研发中心提供用户偏好与个性化产品多维组合场景，从而参与产品创新实践。“顾客对工厂”（customer to manufactory）模式通过数字平台实现用户与制造商的直接衔接，使消费者直接参与到产品研发设计成为可能，从而实现用户需求直接驱动产品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的创新。
第三，数字技术增加了异质主体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密度，使得企业创新由内部驱动为主转向内外部共驱并行。平台协作与数据共享使多行为主体得以突破地理位置和准入门槛的限制，更多参与到生产和创新活动中，形成更高效的组织资源配置，其作用机制在于：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削弱跨组织异质性资源的不匹配，促进管理认知的趋同，实现了跨组织异质性资源的互补与融合；另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增强创新主体合作创新能力和协同变革能力，实现了跨组织差异化资源到跨组织“和而不同”动态能力的构建。Prashantham等研究发现，中国的企业通过构筑数字平台，实现企业间的横向联盟和数据共享，并发展出超级数字平台替代企业集群在产业创新中发挥的作用。Cepa等通过多案例研究，探索数据密集型技术对工业企业之间协作关系和组织管理产生的影响。该研究表明合作企业之间的实时数据传输使跨企业边界活动得以实现，为企业组织协作工作提供了新的方法。
2.3 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创新系统的外部环境
产业创新系统理论以演化经济学视角与创新系统观思考创新系统内部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以解决创新政策过程中的系统失效问题。产业创新系统理论肯定了外部环境，即制度、政策、规则、文化背景、需求市场、外部冲击等因素对产业部门创新的影响。制度与政策环境既有针对特定产业而制定的公共政策，又有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其对产业创新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政策环境对企业动态学习能力、企业技术竞争力、产业边界和技术创新等方面产生作用，但其与产业特性匹配与否将产生差异化的效果，政府决策者角色的不同也会对特定产业部门的创新和追赶产生差异化影响。Levin等对超过一百家制造业企业进行调查显示，知识产权、专利制度、反垄断等国家层面制度对不同产业部门的创新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Intarakumnerd等发现，在技术密集型领域，政府研究机构和国际行业协会分别扮演“经纪人”与“调解人”的角色，前者通过推动企业间知识与信息的流动增强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后者解决企业之间的冲突。Malerba等探讨了从反垄断到公共采购、开放标准、信息传播和基础研究支持等替代性政策对系统产业和零部件产业等垂直相关行业在不确定性高的技术和市场环境中的动态影响。这些研究为政府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在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提供制度性支持和政策类激励提供了重要依据。
数字技术创新发展与应用要求重构产业创新系统外部环境，包括数字技术与传统机制的互动调适、数字技术发展下制度体系与公共政策的重塑以及数字技术在产业监管中的应用。一方面，传统产业政策工具难以适配数字技术发展的范式。数字技术对产业部门的渗透要求构建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推动部门间、区域间、层级间协同合作的新型监管体系。例如，焦豪等提出数字技术开源社区内存在不同类型的参与动机引导、协作过程设计以及绩效价值整合的治理机制逻辑。消费需求升级、市场需求变化、政策环境变化也都是产业数字技术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另一方面，传统治理规则难以适应数字技术的发展。针对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的治理能力水平遭受考验。例如，数字技术极大拓展了产业场景与商业模式，消费者权益保护、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科技伦理等方面问题在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愈发重要，政策滞后于实践，导致监管缺位、越位等问题突出，制约了产业创新发展。
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数字技术情境下的产业创新系统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第一，数字技术的创新直接影响了产业创新系统的构建，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底层技术逻辑、产业技术范式、知识流动方式与技术扩散效率的重塑。第二，数字技术对行为主体与创新网络的构建提出了新的要求，创新主体边界、主体互动方式、主体组织方式均需相应调整，发挥数字互联平台的创新网络效应，并涉及不同类型产业系统行为者主动采取的策略。第三，随着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创新系统演进与更迭，其外部环境与政策条件需要重构，以适应数字技术产业的发展与传统产业的数字技术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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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创新系统理论问题
3.1 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创新系统理论拓展
为深入思考数字技术驱动下产业创新问题，推动适合中国产业创新情境的创新管理理论的拓展，本文基于数字技术驱动创新活动的实践背景，总结并探索了数字技术发展与应用对产业创新系统理论中知识建构和流动方式、行为者交互与协作网络、公共政策适应性要求等方面的影响，并结合中国发展现状提出产业创新系统理论应用的方向。
第一，拓展产业创新系统内涵。数字技术驱动背景下产业创新系统演化出现新的变化。在内部信息交换过程中，要素交互方式呈现出数字化、虚拟化、智能化，互动方式从单向转为双向、多向互动，依靠数字技术和数据信息进行交换与传递；在外部资源共享过程中，基于数字技术网络平台，创新要素之间实现跨界、跨企业和跨产业融合；在创新价值创造途径上，产业创新系统由企业主导、政府驱动向市场主导、企业自主驱动转变；在创新合作方式上，数字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打破了传统以企业为核心的分工合作模式。以开源生态为例，通过以代码托管平台等为基础设施，以信息流动和知识共享为主要形式，由多重角色参与治理进行分布式协作开发和发行，创新主体协作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未来的研究应着重于从产业创新系统的概念内涵和理论框架出发，去深入探讨在数字技术驱动下，产业知识建构和流动的新模式和规律、创新系统行为主体间的新型耦合关系和协作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制度和政策对产业创新绩效和创新方式的作用是如何影响和传导的。此外，探索组织学习方式在新的数字经济环境下如何演变，以及知识的来源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知识在跨产业和地理边界的流动规律和效果是如何形成的。
第二，丰富产业创新系统理论研究场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内部知识创造和技术革新方式的转变，对企业创新范式和产业创新生态产生重塑与赋能作用，并成为产业创新主体的战略行动和商业决策的重要驱动。此外，数字技术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分类与产业部门，推动以数字技术为底层逻辑的产业新兴模式和业态的出现以及以数字产品、数字服务等为主要产出的数字技术驱动型产业发展，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涌现，加速重构了现代产业体系。
第三，产业创新系统理论新应用。传统的产业创新系统理论已广泛应用于后发国家技术追赶、产业结构变迁、产业技术扩散等议题中，并在技术转变、机会窗口、系统演化等不同研究分支中逐步深化。但在数字技术驱动背景下，产业创新理论视角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例如，医疗行业一直被认为是信息和知识高壁垒行业，但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打破了壁垒，帮助医疗信息资源有效整合利用，实现医疗服务的个性化和精细化，从而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数字技术驱动、数字技术竞争与合作、数据密集型产业发展等领域需要产业创新系统理论视角进行阐释，从而为产业创新带来更广泛、更深入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产业创新系统理论也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创新能力提升以及产业基础高级化等重大议题提供了分析框架与预判模型。
3.2 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创新系统的未来研究方向
随着数字技术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等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创新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将数字技术引入产业创新系统理论呼应了其演化观与系统观思想，有助于其拓展理论体系边界，以更好地解释数字技术时代的新现象、新问题。未来，可以从以下方向进行研究探讨：
第一，数字技术发展与产业追赶机会窗口的关系。Lee等在原有的产业创新理论框架上进行完善，提出知识或技术变化、需求变化与制度变化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机会之窗，而“后来者”企业与“在位者”企业的能力与战略决定其是否能捕捉到机会，并实现产业领导力的动态转变。通过探索影响可互换镜头相机领域产业领导者地位变化的要素，Kang等发现产业领导力的更迭都与数字技术重大不连续性创新密切相关，企业通过内部战略决策调整以适应外部技术环境与需求环境变化得以维持其市场领导力。企业层面上，数字技术发展时期为企业追赶打开了窗口，而企业应对技术变革的能力培养与适应性策略决定了其在产业中领导力位置的移动。而国家层面上，完备的机会窗口不仅与技术变迁相关，更与政策变迁联系密切。只有二者协同，才有可能促成新技术与新政策范式的正反馈，实现国家层面的跨越式发展。
第二，数字技术应用与产业主体协作网络的关系。传统技术产业通过企业个体单线创新模式带动整个产业创新或多企业合作创新模式实现整个产业部门的追赶与跨越。但数字技术驱动的逻辑与方式有所不同，相较于传统产品与技术创新更强调跨区域、跨平台与跨产业的协同融通，对去中心化与扁平化协作模式的要求更高。此外，单一或多产品竞争转向产业系统韧性的竞争，产品生产与开发的合作转向产业生态的构建和协同发展，开源社区等生态平台成为发挥数字技术竞争与合作的重要载体。产业创新系统中数字创新的文献突出了产业创新系统中不同参与者的角色配置与互动方式。
第三，数字技术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变迁的关系。通过研究数字技术对产业创新系统理论中知识建构和流动方式、行为者交互与协作网络、公共政策适应性要求等方面的影响，可以帮助理解和解析在数字技术推动下的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为新的产业形态下的知识组织、数据资源利用、创新主体间协作网络优化，以及制度和政策适应性引导提供理论支持。特别是在面对数字技术日益加速的创新演化过程中，产业结构不断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规律，要求重新审视和理解产业创新系统中的各种角色、机制和过程。尽管部分学者开始探讨第四次工业革命下对产业创新的影响变化，如高新技术产业部门中由终端消费者和中间用户商需求驱动的创新规模，目前研究对于数字技术驱动下行为者的范围、角色、规模以及异质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创新活动的作用影响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认识，产业政策制定依据的标准以及产业政策对创新绩效差异的影响效果仍有待系统性梳理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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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启示
在数字技术与产业创新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产业创新系统的自演化性和迭代性不断增强，对外部环境的动态适应能力要求不断提高。通过对现有国内外文献的归纳、整合与异同分析，立足于“知识基础与技术范式—行为角色与创新网络—外部环境”子系统的研究框架，探讨了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创新系统内涵框架、理论问题与研究方向。相较于以往关于产业创新系统相关的综述文献，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数字技术对产业创新系统的影响过程与作用机制。主要启示包括：
理论启示方面，第一，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如何通过消融传统产业部门的边界，催生并推动了平台化、网络化、协同化的新型知识创造与管理模式的建立与发展，进而颠覆了传统的知识创造、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的路径与机制。这种转变不仅极大地加速了知识与技术要素的跨界流动、融合与重组，形成了更为动态和开放的“知识生态系统”，而且对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路径和竞争格局的演变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其次，研究着重剖析了数字技术如何赋能产业部门展现出更为显著的自组织与适应性演化特征。这种演化不仅体现在创新主体的构成及其互动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上，更体现在以数据流和数字平台为核心的新型产业价值网络关系的形成，以及产业内部和跨产业间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复杂互动与协同进化模式。第三，研究系统探讨了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对产业创新系统外部环境所提出的适应性要求与重塑压力。通过分析，数字技术与传统制度、规制及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张力与共同演化过程，研究为理解数字技术如何作为一种“制度塑造”力量影响产业创新系统的外部治理环境，以及如何设计更具包容性、敏捷性和预见性的公共政策与制度安排，以支持数字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出理论框架。
实践启示方面，数字时代深刻驱动产业创新由传统的线性、封闭模式向着更为灵活、开放和迭代的动态范式转型。产业创新主体须以高度的敏锐性洞察技术路径的演进与外部环境的剧变，并主动塑造和维持自身在快速迭代环境中的战略柔性与动态适应能力。创新主体应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将其作为战略赋能的核心引擎，不仅用于进行全球化的知识图谱构建与前沿洞察，更要借此构建跨领域、开放式的创新协作网络与生态系统，共同探索并定义新兴技术轨道。同时，需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运营乃至商业模式创新的全生命周期，以实现运营效率的飞跃、催生颠覆性业务模式，并构筑持久的竞争优势。此外，创新过程本身已演化为一个以数据驱动、用户深度参与的持续循环，鼓励快速试错、迭代优化和价值共创。创新主体如何在数字浪潮中把握先机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其是否能在技术应用与商业模式上勇于革新、与时俱进，并在组织文化层面大力倡导开放、协作与持续学习的精神，在核心能力建设上着力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并提升全员数据素养，最终构建起能够支撑敏捷响应与高效协同的弹性组织架构与运营机制。
政策启示方面，数字时代赋予了政策制定者一项核心使命，即构建一个既能激发技术创新活力、促进产业深度融合、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又能保障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包容的优良生态环境。这要求政策制定不仅须具备战略前瞻性，能够洞察和预判技术发展趋势及其深远影响，更要体现高度的灵活性与动态适应性，以应对快速变化的技术与市场格局。一方面，大力推动数字技术的自主创新及其在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发展。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专项基金、税收激励及政府采购等措施，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突破与产业化；前瞻布局并大力推进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升级与普及，确保技术的可获得性与广泛应用；同时，加强多层次数字人才梯队培养，鼓励产学研用深度合作，并推动公共数据的有序开放与共享，为创新活动提供肥沃土壤。另一方面，面对数字技术的颠覆性潜力，须构建并不断完善适应性强、包容审慎的监管框架与治理体系。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现有法律法规需与时俱进，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有效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例如，加强数据治理，明确数据产权、流通规则，保障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关注算法伦理与透明度，防范算法歧视与滥用；厘清数字平台责任，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强化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可探索“监管沙盒”、敏捷治理等创新监管模式，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新技术新模式提供发展空间。
本文来源于《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5年7月。方元欣，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余江，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陈凤，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孟庆时，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研究员。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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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邮箱：sciencepi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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