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
1948年11月，在南方一间破旧阴冷的寓所里，年近六旬的李达双手颤抖着捧着这封信，眼泪吧嗒吧嗒直往纸上掉。
写信的人正是当时已经在河北西柏坡运筹帷幄、即将拿下整个中国的毛泽东，而被他称为“公司发起人”的，却是已经脱离党组织整整二十六年的李达。
这封信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尘封二十多年的历史大门，谁能想到，这位穷困潦倒的教书匠，当年竟然是和陈独秀平起平坐的建党元老？
01
把时钟拨回到1923年的那个夏天，广州的天气热得像个大蒸笼，让人喘不过气来。
就在这个火炉一样的城市里，中共三大正在召开，但会场里的气氛比外面的天气还要燥热，甚至可以说是一触即发。
屋子里坐着的十几个人，那是当时中国最顶级的大脑，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希望火种。按理说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战友，见面应该亲得不行，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一天的会议桌上，火药味浓得呛人。
吵架的主角，一个是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另一个就是负责宣传工作的李达。
这两人可不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两年前在上海，就是他们几个凑在一块，硬是把中国共产党这个“初创团队”给拉起来的。李达当年是一大代表，更是主管宣传的中央局成员，论资历，那是妥妥的“联合创始人”。
但这回，两人是真急眼了。
导火索就是那个让无数人纠结的“国共合作”问题。当时共产国际那边的意思很明确，嫌弃中国共产党当时人太少，力量太弱，非要让共产党全都加入国民党，想借着国民党的壳子来发展自己。
陈独秀虽然是个硬骨头，但面对共产国际的死命令，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执行，在会上要求所有党员必须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这下子，李达的那个湖南人的倔脾气瞬间就上来了。
在他看来，这哪里是什么合作，这分明就是“合并重组”，甚至是“被收购”。如果大家都变成了国民党党员，那共产党还算个什么？独立性还要不要了？
李达他在会上拍着桌子吼，坚决反对这种为了短期利益牺牲原则的做法。
陈独秀那脾气大家也是知道的，人称“老头子”，那是容不得别人当面顶撞的主。两人这一吵，从理论争到了个人意气，谁也不肯退让半步。
那一年的秋天，李达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决定：离职走人。
大家得明白那个年代的背景。那时候的共产党可不是现在的执政党，那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高危职业，没工资没福利，还得天天防着被杀头。
李达在这个时候选择退出，绝对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更不是贪生怕死，纯粹就是书生意气——既然道不同，那就真的不相为谋。
他觉得陈独秀太霸道，听不进意见；他觉得党内的路线出了问题，不想跟着瞎折腾。
这一走，看似是负气出走，实则是开启了他人生中最艰难、最孤独的一段旅程。哪怕是最亲近的朋友当时都劝不住他，这头“倔牛”拉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广州的街头。
02
离开了组织的李达，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淡。
没了组织的依靠，他还得时刻防着国民党特务的眼睛。毕竟他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上可是挂了号的“共党要犯”。
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躲避追捕，他只能隐姓埋名，在这个乱世里东躲西藏。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不像现在这么吃香，尤其是一个不肯向权贵低头的知识分子，那日子更是过得紧巴巴的。
但他干了一件特别硬核的事：写书。
在那个兵荒马乱、大家都忙着抢地盘、抢枪杆子的年代，李达却选择坐冷板凳。他躲在漏风的破屋子里，点着昏暗的油灯，一边听着外面的枪炮声，一边死磕那些晦涩难懂的马克思主义原著。
他就是不信邪，非要把这些外国人的理论，翻译成中国老百姓都能听懂的大白话，非要从理论上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得通。
谁也没想到，这个穷困潦倒的“脱党分子”，竟然在那个时期写出了《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这种重量级的著作。
这两本书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简直就是理论界的“核武器”。
而在千里之外的延安，住在窑洞里的毛泽东，手头最宝贝的东西，就是李达寄过去的这两本书。
那时候延安条件艰苦，缺纸少笔，但毛泽东对这两本书那是爱不释手。他告诉身边的警卫员，这书他前前后后读了不下十遍，书都被翻烂了，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批注。
毛泽东这人看书挑剔得很，能让他这么着迷的书，那绝对是精品中的精品。他还在延安的干部大会上极力推荐，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当干部的要是没读过，那就得去补课。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给出了一个极高的评价，他说李达是真正的人，在理论界的作用，就跟鲁迅在文艺界的作用是一样的。
你看这事儿多有意思。
一个人身在党内当高官，可能还没这么大的影响力；李达虽然人退出了，反倒成了党内高层的“编外导师”，成了无数进步青年的精神领路人。
这就是英雄惜英雄。虽然两人隔着千山万水，虽然李达没有了党籍，但在精神层面，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个他亲手参与创建的队伍。
那些年，李达虽然穷得叮当响，有时候连买米的钱都得借，但他的腰杆子始终挺得笔直。国民党的高官想拉拢他，许诺高官厚禄，他连正眼都不瞧一下；以前的老朋友劝他低头认个错，他也只是摇摇头。
他就在那间破书房里，用笔当枪，守着自己心里的那块阵地。
03
其实，李达本来是有机会早点归队的，这中间还出了个让人扼腕叹息的岔子。
时间来到1939年，那是抗日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周恩来在重庆搞统战工作，忙得脚不沾地，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位老战友。
周恩来特意托人带话给李达，想邀请他去延安讲学，还专门提到，可以考虑恢复他的党籍。
这消息传到李达耳朵里，当时他就激动坏了。他在国统区憋屈了十几年，做梦都想去延安，去看看那个传说中的革命圣地。
他当时也是激动过了头，对着来人脱口而出了一句大实话，他说只要那边有一碗饭吃，他都愿意去。
这话咱们现在听起来，那就是一句表决心的大白话，意思是“我不挑待遇，也不要高官厚禄，只要能活命让我干革命就行”。
可坏就坏在，当时负责具体联络工作的人是博古。
博古这人，那是典型的“洋学生”出身，满脑子都是教条主义，对李达这种“土倔老头”本来就有成见。再加上两人以前在理论上也有过分歧，博古一听到这句“有碗饭吃”，立马就炸了。
博古当时就冷笑了一声，心想这都什么时候了，不想着怎么为革命奉献，还在那讲条件？还惦记着吃饭？
就因为这么个主观臆断，博古硬是把这事儿给压下来了，甚至还给上面打了个不好的报告。
可怜李达在家里左等右等，把行李都收拾好了，连给延安那边学生讲课的提纲都写好了，就是等不到回信。
这一等，就是整整十年。
十年啊，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这十年里，李达在国统区受尽了白眼和监控，甚至有好几次差点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而延安那边，也失去了一位顶级的理论大师。
直到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气得把博古狠狠地批了一顿，说他是乱弹琴，把一位忠诚的老同志给挡在了门外。
但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没有如果。李达就是因为这一句话被人误读，硬生生错过了在抗战时期归队的最佳机会。
这事儿也给后人提了个醒，那些自以为是、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往往比敌人还坏事。他们用自己的狭隘，差点毁掉了一个革命者的后半生。
04
时间一晃到了1948年，中国的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时候的国民党已经是兵败如山倒，百万大军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而共产党这边，已经是胜券在握，眼看着就要夺取天下了。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窑洞里，运筹帷幄，指挥着千军万马。但他心里，始终没放下那个还在国统区受苦的老朋友。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毛泽东提起笔，给李达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堪称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幽默、最温情，也是最霸气的一封“邀请函”。
信里没有打官腔，也没有说那些虚头巴脑的客套话，毛泽东是这么写的：“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
大家品品这几句话。
毛泽东把共产党比作“公司”，把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比作“生意”。这不仅仅是湖南人特有的幽默，更是一种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对老战友的极大尊重。
他是在告诉李达：这个党，也有你的一份功劳，你是原始股东，是发起人。当年你嫌经营理念不合走了，现在咱们把公司做大了，证明咱们的路子是对的，你这个大股东该回家了。
这封信几经辗转，通过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线，终于送到了李达的手里。
李达看着信纸上那熟悉的字体，看着“生意兴隆”那四个字，整个人都在颤抖。
二十多年的委屈、孤独、坚持，在这一刻全都有了回报。他知道，老毛没忘了他，党没忘了他。
他当即做出了决定，就算是爬，也要爬到解放区去。
那时候从湖南到河北，那是千山万水，中间还要穿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线。李达一个快六十岁的老头子，身体又不好，这一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
但他硬是咬着牙，冒着生命危险，一路北上。因为他知道，在那个遥远的北方，有他的老战友，有他一辈子的理想，还有那个正在变得“生意兴隆”的新中国。
05
1949年5月，初夏的北平，阳光明媚。
李达终于到了。
两个湖南老乡，两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阔别了整整二十六年后，终于在香山双清别墅握上了手。
没有那些痛哭流涕的煽情场面，也没有什么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尴尬，毛泽东还是像当年那样，亲切地叫他“鹤鸣兄”，那是李达的字。而李达呢，还是那个倔脾气，见到毛泽东也没有唯唯诺诺。
两人就像是昨天才刚见过面一样，坐下来就聊这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聊理论，聊国家大事。
1949年12月，由毛泽东亲自做介绍人，刘少奇、李维汉等人作证，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家注意了，这不是普通的“重新入党”，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归队”。这是一种迟到了二十六年的回归，也是对一位老革命者最高的认可。
建国后，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校长。
毛泽东对他是真的够意思。每次毛泽东去武汉视察，不管行程多紧，不管有多少大事要处理，他都要专门抽出时间来见见李达。
有一次，毛泽东住在东湖宾馆，特意嘱咐身边的秘书梅白，他给了李达一个特权。
毛泽东指着门口说，有一个人要来见我，无论什么时候，除了我上厕所和睡觉，随时都可以让他进来，不用通报。
梅白当时吓了一跳，心想这是谁啊，这么大面子，连中央首长来了都得通报呢。
毛泽东笑着解释说，是李达。你们可能不了解他，他是我们党的发起人之一，是一大的宣传主任。虽然中间有些波折，但他信仰无比坚定，是个真正做学问的人。
这就是盖棺定论。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李达依然保持着他的书生本色。他在武汉大学搞教育，搞理论研究，依然像当年那样直言不讳。
有人说他太直，容易得罪人；也有人劝他圆滑点，毕竟今时不同往日。但李达就是改不了，他觉得共产党人讲的就是一个“真”字，要是连真话都不敢说，那还叫什么马克思主义者？
1966年8月24日，李达在武汉走完了他这跌宕起伏的一生，享年76岁。
他这一辈子，确实是挺折腾的。
从建党的元老，到退党的“路人”，再到重新归队的“老兵”。他的身份变了好几次，档案里的记录也断了好几回。
但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
组织上的身份或许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变化，档案里的记录或许会有空白，但只要心里的那个主义是真的，那这个人就永远不会掉队。
那个当年在广州为了原则拍桌子的年轻人，那个在破屋子里点着油灯写书的中年人，那个接到“公司邀请函”激动落泪的老人，其实一直都没变。
正如毛泽东评价的那样，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在那个风起云涌、大浪淘沙的年代，能守住初心不改，这比什么都难，也比什么都珍贵。
李达去世的时候，身边没剩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满屋子的书和手稿。
那些书稿里，密密麻麻写的全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注解，那是他一辈子的心血。
后来有人去整理他的遗物，看着那些泛黄的纸张，突然想起他在1923年退党时说过的一句话。
当时大家都以为他是在赌气，现在才明白，那是一句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
他说：“我李达这辈子，这颗心是红的，谁也变不了。”
比起那些在顺境里高喊口号、一遇到挫折就变节投降的人，这个倔了一辈子的湖南老头，才真正懂得什么叫信仰。
有些东西，不需要写在档案里，时间自然会给出最公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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